道通天下,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差异

2023-03-26 122阅读 0评论

道通天下，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差异？

我的观点：所有的文化，无论是道家和儒家都有其积极、精华的部分，我们应该认真的汲取精华，并加以运用。

先说儒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统治了封建社会几千年，也成为封建社会统治者思想的代表。民国以来，批孔、倒孔思想日益的严重，我认为所有的批评有些片面。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有很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意义，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应该认真的学习和汲取儒家思想的内容，提升自己。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儒家思想中的孝，深入人心，也代表了中国几千年以来对父母，对长辈的尊敬之情。无论何时，家永远是我们的港湾，父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

道通天下,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差异

再说道家，道家的经典是《道德经》。一部《道德经》影响了几千年，启发了无数人。那些对《道德经》嗤之以鼻的，那些认为《道德经》不足以为谈的，我认为都是无知的人。“道可道，非常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对于道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实实在在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人生，都有着非常积极的启发意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不知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我个人非常喜欢《道德经》中这一段话，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其实每个人都从道家中学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或“清静，为天下正”，或“柔弱胜刚强”，只要你认真的去阅读，终会有收获。

道家和儒家的差异，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认知不同，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我们的人生和生活都有非常积极的启示意义，只要我们认真的体会，认真的理解，相信对自己帮助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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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三国人物和水浒传人物PK？

古粱镛：天下风云出我辈，虎啸龙吟上九霄。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众所周知，在《水浒传》中，最为厉害的人物当属九天玄女，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水浒一百零八煞星最后功德圆满归位，这场功德历练总指挥就是九天玄女，这点和《西游记》中观音菩萨作为取经工程总指挥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对比《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人物，除去九天玄女之外，两部小说中谁会是天下第一呢？

下面详细分析。

‬《三国演义》神仙人物简析

在《三国演义》中，也出现了很多神仙人物，根据原著描述我们可以确认，有的属于天仙级别，有的属于地仙级别。

首先，《三国演义》开篇告诉我们，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而黄巾军的首领就是张角兄弟，张角兄弟的师傅就是南华老仙，南华老仙曾经传授张角兄弟一部天书《太平要术》，正是因为这部天书，张角兄弟才从一个贫苦的老百姓一跃成为数十万黄巾军的领袖人物，张角兄弟也有一定的法术玄通。

南华老仙属于神仙级别的仙人。

其次，《三国演义》中还有两个地仙，分别是左慈和于吉。

左慈这个人物是有历史记录的，他曾经戏耍过刘表和曹操，左慈道法高深，他的徒弟就是大名鼎鼎的四大天师之一，葛玄葛天师。根据葛玄的记录描述，师傅左慈道法高深，可以役使鬼神，会变化，会辟谷，可以驾云神游在《三国演义》中。

于吉相对于左慈而言则比较低调，他没有戏弄过诸侯，但是于吉的影响力却非常巨大，巨大到让小霸王孙策心生恐惧的程度，于吉以免费帮助别人治病为名，积累了无数信徒，在孙策接待过贵宾到时刻，于吉飘然而来，于吉一出现，所有百姓官员瞬间就心悦诚服的跪拜于地，一众大臣直接把孙策给放在一边不闻不问了，可乐于吉影响力之大，最终孙策下定决心不管不顾要杀于吉，于吉只有施展法术神通逃离江东。

所以说，左慈和于吉应该属于地仙级别。

但是，《三国演义》中也出现过天神，原著中神算子管辂曾经帮一个人算过一卦，算出这个人英年早逝，其人大惊，最后苦苦哀求管辂破解之法，管辂无奈指点天机给他，让他有一天带着美食美酒去山里面，途中看到两个下棋的老者，什么话都不要说，就在旁边拿酒肉给他们，等他们吃完以后自然会帮他想办法。

后来，他按照管辂的吩咐，果然遇到了两个老者，而这两个老者因为沉迷于棋局无意中吃了他的酒肉，棋局结束恍然大悟，知道是管辂坏事，但也无可奈何，就拿出生死薄，大笔一挥，给这个人添了几十年阳寿。

这两位老者，就是南斗星君和北斗星君，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就是这个原因，众所周知，南斗星君和北斗星君是真正的天神。

‬《水浒传》神仙人物简析

在《水浒传》中同样出现了一些道法神通的人物，除去九天玄女是天神级别的人物之外，其他的最多属于地仙级别。

《水浒传》中最厉害的地仙，当属龙虎山天师府掌教张天师，张天师出现在《水浒传》第一回，道号虚靖天师，原著中对这位天师有明确的描述。

真人答道：“这代天师非同小可，虽然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

所以说，在《水浒传》中，虽然也有罗真人这样的地仙，但是论道法修行，张天师显然更高一筹，其他如公孙胜、高廉则属于普通修真者，有一定的道法神通，但是还没入地仙，五台山智真长老也属于佛教大能，但是同样未入地仙行列。

通过‬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神仙‬人物‬简析‬，我们‬得出‬结论‬，《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更加厉害，其中南斗星君和北斗星君是最厉害的，其实也有传说，南斗星君和北斗星君只有一个，天庭只有北斗星君，因为它修行的非常厉害，放眼天下无敌手，太过于寂寞，所以分出一半法力神通造出另外一个自己，这个就是南斗星君，但是因为法力修为都是五五开，所以北斗星君也拿南斗星君没脾气。

可无论如何没有人相信？

首先，你的提问就有错，不叫破解，而叫悟懂。《道德经》需要悟性及高的人才能真正诠释。

如果你说自己悟懂诠释了《道德经》没有人相信，证明了你没有真正诠释。真正诠释了你就会得道、体道或用道。

要想真正诠释《道德经》，必须要把《道德经》里面的思想接合宇宙万物与现如今的社会现象融为一体，思想惯通形成统一。

首先，我们来探导一下老子的思想。

老子，据《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时期楚固苦县厉∥曲仁里人，和孔子同时稍微早一点。他曾做周政府守藏的史官，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这就是当时的老子。

他的思想完全是逆向思维，这种逆向思维也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逻辑思维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古人最为善长的，是智慧之结晶！知所以我们要研究古人的智慧，就是因为古人爱思考，那象我们现代的人，遇到了事总是喜欢上电脑寻找。从不动大脑思考。

这个无中生有的逻辑思维辩证法，就是要把一切未知、未识、未解和未用的自然万事万物现象辩证到可识、可知、可解和可用。

在当今世界，从古到如今，能对自然万物现象与及社会人性完全诠释逆向思维的人只有老子，而把天地万物概括得最为详细的那就是我们的《易经》，而老子的思想就是受《易经》之启发，才留下五千余真言留传于世。而现如今的我们，最为紧缺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他能帮助我们如今的人类完全的去认知认识整个自然万物，并加与运用。对如今的人文、科学、教育与及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会起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人类社会未来的一盏明灯。

我们现如今的人们往往看事物，总是喜欢从正面与前面去看，从不喜欢看后面看负面，遇到了事情不知所措，大难临头也未曾得知，遇到了事情总是喜欢走极端或者是抱怨！

老子是怎样的逆向思维呢？大家都知道，美和善是好的，丑恶让人憎恨。可是老子却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上下相倾，音声相和。

我们认为是好的，他偏讲不好，为何？如果用物质的思想去恒量一个人的贫和富，贵和贱，这是物质的绑架。如果用道德的思想去恒量一个人的美和丑，善和恶，这是道德的绑架！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例如我们长讲，金钱如粪土，仁义值价金，这是唯心主义之思想！有钱能使鬼推磨，笑贫不笑淫等等词汇是唯物主义之思想！物以心为动，心与物为基，心中有物，物中有心，他们都是相互的，这就是物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物质的作用就是能量，能量的作用就是推动物体运动，他们的相互作用才有了自然万物的生机活勃，无限的延续！所以，这个世界，没有谁对谁错，一切都是为了生活而活着！千万不要去辩论是非，因为是是非非惹人怨！

所以老子又讲：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为不居，是以不去＂。无为就是要顺应自然，让万物不拥而自正，不功而自破，不言而自明。无为就是一种无私无我之大爱！

我们常讲：＂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天究竟有没有感情？苍天是有感情的，他把爱赋予给了万物，没有对任何一个物而有一点自私的，这就叫做无私的爱，叫大爱！正因为这样的无私才成了其私，就象佛一样。

佛、佛、佛

菩提树下祈，

有求无应语。

此方若平安，

功劳全归你！

他没有言语，可谁都愿意去崇拜他！去功慰他！去敬重他！

而真正体道的圣人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才效仿其天，才效仿其地。仿佛我们觉得天地和圣人就象没有感情仁义一样，把万物当作了刍狗，即没有爱，也没有恨。作为我们单独的某个人或者某个物某个事来讲是那样的无情与无义，所以才有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感概！这是因为他们是无私的爱，大爱！他们的工作就是只管对万物默默的奉献而以。至于善与恶，对与错，苍天自有定数，物及必反，这叫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之所以要讲这些，就是为了告诉天下的人民和你，作为人只管默默的奉献，是对是错，天自然会有定数，人自然会有分晓！

《悟〉

谁在清醒谁在睡，

天道朝朝自分明。

若是醒来非装睡，

大难临头谁可怜？

梁武帝萧衍为什么会如此大力的扶持佛教推行佛化？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一、梁武帝的舍道崇佛

梁天监年间(502519),梁武帝萧衍改变了原来的天师道信仰,一心皈依佛教,这就是著名的“舍道事佛”事件。这应该是梁代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一件大事,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在分析封建帝王的宗教信仰时,不能抛开他的帝王身份来谈。

帝王的宗教信仰与普通人有相同之处亦有其特殊之处,一种是发自内心的虔诚信仰,这与常人毫无二致,一种是带有政治意图的致治方式,这与常人的宗教信仰迥然不同。

梁武帝之信仰佛教,从他自身来说,自然是一个热烈的虔诚的佛教信徒,这可从他登基后的种种佛教活动看出,无庸辞费。从宗教的排它性来说,也很难让两种宗教信仰和谐包容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即他即崇信道教又崇信佛教。

但是宗教信仰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它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明乎此,对梁武帝即位后一面崇信佛教,同时又命陶弘景、邓郁等道士为其合丹就会理解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从他社会统治的角度来说,他的宗教信仰又不可能十分纯粹,势必会带上政治统治的烙印,成为他谋求“致治”的一种方式，成为一种统治术,也就是说,封建帝王的宗教信仰有个人信仰和国家信仰两个层面,分析时要加以区别对待，对梁武帝的崇佛之举也应如是看。

二、梁武帝为何要崇信佛教?

1.治国的需要

自刘宋以来,多数帝王是崇佛的,但到齐明帝萧鸾、东昏侯萧宝卷却反齐武帝的崇佛措施,改崇道教,结果没几年国祚暗移,这个事实对梁武帝来说是个前车之鉴,可谓殷鉴不远。梁武帝是很重视国祚长久之事的。

天监初年,他就对他的同族萧子恪说:“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戳,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为了国祚的灵长,为了统治的巩固,极需要创造一种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而在这方面,佛教是能大有作为的。

佛教与道教不同,它不是本土固有的宗教,而是来自外国,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广泛而坚固的民间信仰支持,它的教义也与道教形而下者不同,而带有明显的形而上的思辨色彩,因此较多地流播于政治和文化的上层。

从组织形式讲,它也不象道教那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并以组织号召为形式,神鬼惑众,秘密行事,教义教规森然严明,它强调忍耐利他,杀生之事尚不能为,何能再去杀人。因此,在前朝历史上几乎没有佛教徒造反起事之举。所以,对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来说,佛教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治国之术。

2.赎罪的需要

梁武帝之所以崇佛恐怕还有赎罪的意义在内。因为作为一个政客和军阀,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为了争取现实的利益,难免不做一些违背良心和道义的事情,其内心常常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比如,东晋的王敦在下兵石头威逼朝廷时,曾对谢鲲说:“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另一个权臣桓温,也曾自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连杀害宋文帝的刘劭,也深知自己杀父是“天地所不覆载”。所以当他们作出了暴行以后,也经常害怕天神的惩罚和鬼魂的复仇。

因为鬼魂报仇的传说在中国十分盛行,古籍中多有此类记载《左传庄公九年》记齐国公子彭生向齐襄公索命；《成公十年》记赵氏祖先变为厉鬼向晋景公为子孙索命;《昭公七年》记郑国伯有死后现形向杀他的人索命。《墨子·明鬼下》和《论衡·死伪》也记周宣王杀杜伯后杜伯鬼魂向其索命。可见,这种传说在古代社会的深入人心。萧衍是深受儒、道、佛三教影响的人,对这种鬼魂索命之事不可能毫无信仰。

当他因现实政治斗争需要作出一些暴行或计划某些阴谋之后,内心往往会怀有内疚和恐惧,希冀鬼神的宽恕和庇护,或皈依佛门以求免除罪孽。民国时期的许多军阀平时杀人如麻,但在晚年也皈依佛门,吃斋念佛,如孙传芳、吴佩孚就是。

梁武帝的崇佛显然也是这种情况,他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亏心事恐怕就是杀齐和帝了,所以当他得知沈约上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非由己出时,怒如雷霆,可见对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还有,在齐永明末年他曾支持齐明帝萧鸾大杀齐高、武帝的子孙,这不能不使他心存负疚感。

但儒、道二教虽然也讲报应,讲鬼神索命,然而还没有提到免罪的问题,而佛教则公开宜扬皈依佛门可以免除一切罪孽。为了赎罪,佛教自然最符合梁武帝的心理,所以萧衍的崇佛,或许与此有关。

3.身心健康的需要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出自对自身身体健康的关注。佛教主张断除淫欲,强调不杀生和蔬食,科学研究表明这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帮助,能起到却病延年的作用。

梁武帝在《净业赋》序中提到了断除房室和蔬食,科学研究表明这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帮助,能起到却病延年的作用。梁武帝在《净业赋》序中提到了断除房室和蔬食后的种种体验:

朕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烹宰众生,以接宾客,随物肉食,不识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荚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筋,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暾鱼肉.…复断斯房室,不与嫉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

于时四体小恶,问上省师刘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刘澄之云:澄之知是饮食过所致。答刘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刘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摇头云:“唯菩提知官房室过多,所以致尔。于是久不食鱼肉,亦断房室,以其智非和、缓,术无扁、华,默然不言,不复诘问,犹令为治,刘澄之处酒,姚菩提处丸,服之病逾甚。以其无所知,故不复服。

因尔有疾,常自为方,不服医药,亦四十余年矣,本非精进,既不食众生,无复杀害障;既不御内,无复欲恶障,意识稍明,内外经书,读便解悟,从是已来,始知归向。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

这段话应该说不无夸大之辞,其中也充斥着佛教因果报应的观念,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科学的精神,节欲蔬食对却病延年的确有一定的好处。

寿至八十二岁的女皇武则天也有过一段蔬食的经历。有人作过统计,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年龄超过五十岁就算高寿了,梁武帝活了八十六岁,比他长寿的只有一位,那就是乾隆皇帝,八十八岁,但乾隆皇帝是属于正常死亡,而梁武帝则是晚年侯景之乱,被幽禁中,心情郁闷而死,不能说是正常死亡。如果他晚年未遭侯景之厄,那他的寿命尚不止此数。

我们知道,封建帝王一般都希望长寿甚至长生,因此他们多受道教丹药之误。梁武帝早年同样也有急切的长生欲望,曾在天监初年命道士陶弘景和邓郁为其合丹,但他似乎不是盲目迷信者。宋、齐以来在佛道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道教炼丹长生之说一再被揭露为虚妄不实,对此梁武帝不可能不知,因此当邓郁向他献丹,他就不敢服用了。

梁武帝从个人的身体健康出发,摒弃道教,归向佛教,应该说是宗教信仰的虔诚致然,他所说的宗教实践体验带有一定的虚假成分,甚至可以说是宗教信仰产生的虚幻感在起着激励作用,但大体上来说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知道这一点,对梁武帝为何舍道崇佛,我们就会有更深的理解了。

上面我们从政治统治的、思想认识的、个人自身健康的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原因,虽然也许未必能全面具体地揭示事件的真相。

但我们仍然要强调一点,封建帝王的宗教信仰,有个人信仰和国家信仰两个层面,梁武帝从其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慶诚的佛教徒,但从国家信仰的角度来看,他的佛教信仰未必那么纯粹,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致治的功利目的。

三、梁武帝崇佛的举措

中国历史上,梁武帝萧衍对佛教的崇信与扶助是非常著名的,堪称绝无仅有。汤用彤先生指出萧衍“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以佛化治国”。他本是家世奉道的天师道信徒,改宗佛教后,他茹素礼佛,断绝房室,废除血祀,盛办法会,亲讲玄义,并参与了僧团规制的制定,促成了僧团规制的中国化、本土化。

他甚至还不惜以帝王之尊,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正是在梁武帝的大力弘扬和扶持之下,南朝佛教在萧梁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遗憾的是,他晚年利令智昏,妄想统一全国,致令政策失误,招引北齐叛将侯景,最终酿成了亡国灭身的苦果,可谓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这就为后世的反佛论者提供了口实,他们将萧衍的崇佛与灭国亡身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性的必然联系,因此“祟佛亡国”成了后世一直诟病萧衍的原因,加上后世戏曲、小说的大肆渲染,后来只要一提到梁武帝,人们自然就会联系上“崇佛亡国”,梁武帝萧衍从此也几乎成了“崇佛亡国”的代名词。

1、受戒归佛。

萧衍在梁天监十八年(519)下诏正式舍道事佛。《广弘明集》卷四收有这篇萧衍亲撰的《舍事道法诏》。

诏云：维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尊法、圣僧,伏见经云:发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余诸善,不得为喻;能使众生出三界之苦门,入无为之胜路,故如来漏尽,智凝成觉,至道通机,德圆取圣,发慧炬以照迷,镜法流以澄垢,启瑞迹于天中,烁灵仪于象外,度群迷于欲海,引含识于涅槃,登常乐之高山,出爱河之深际,言乖四句,语绝百非。……若不逢值大圣法王,谁能救接?在迹虽隐,其道无亏。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翳,归凭正觉。

不仅如此，萧衍还受了佛戒也就是菩萨戒。除了自己受菩萨戒外,他还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族也能舍道事佛,在他的倡导和要求下,王公百官、道俗士麻纷纷表示要舍邪归真,接受佛戒。

萧衍四月十一日救门下,要求王公贵卿、文武百官舍邪归正,受戒奉佛,到四月十七日,其子邵陵王萧纶就上启率先响应。

2.大建佛寺

梁武帝一生造寺颇多,以至后世多称佛寺为萧寺,就是因萧衍造寺极多而来的。关于萧梁一代的佛寺情况,有学者有个初步的统计,当时萧梁佛寺数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梁建佛寺为三百九十六所,方志显示梁建三百九十六所寺,分布于二十二州、五十三郡、一百二十二县,分别覆盖梁后期五分之一的州,七分之一的郡,九分之一的县,这样大的覆盖率显示前所未有。加上前代留存下来的佛寺,覆盖面就更大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皇家崇佛倡教闻名的萧梁时代,在四世纪初至六世纪末的270年间,曾是我国南方佛寺最兴盛的时期。”

3.讲经注经,敕编佛书

萧衍不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已,他对佛教义理的钻研也有相当的造诣,因此他多能敷演玄义。对他的讲经,史书亦多有记载,体现了这位帝王“人王”兼具“法王”的特点。萧衍讲经的次数具体到底有多少,已经无从知晓。

《梁书·武帝纪下》云: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憎、硕学、四部听从,常万余人。可见萧衍讲经是很频繁的,一有“余闲”,即便“讲说”,而且规模也不小,四部众常万余人。

佛教类书对向社会普及佛教知识是大有帮助的,作为极度崇佛的封建帝王,萧衍对此特别措意是不难理解的。在他的影响下,其子萧纲在为太子时,就主持编纂了《法宝联璧》(又名《法宝集》)二百卷,此书由萧纲“躬览内经,指挥科域,令诸学士编写结连”而成;其子湘东王萧绎(后为梁元帝)也命记室虞孝敬编撰《内典博要》三十卷,此书“该罗经论所有要事,备皆收录,颇同《皇览》、《类苑》之流。”

4.布施舍身,立无尽藏

布施是佛教基本教义之一,即指以福利施于人所施虽有种种,而以施与财物为本义。佛教认为能施与就能得大富乐之果。布施的本义当然是以衣食等物施与大德及贫穷者,但到大乘时代则加上了法施。作为“皇帝善萨”的萧衍大办法会,亲讲玄义,自然是以正法施与人了。唯一没做的就是财施了。

因此他对寺庙的财施是十分慷慨的。如前面提到的中大通五年(533)的那次讲经活动,萧衍就捐财很多。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云:“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为了响应皇帝的号召,皇太子萧纲以下的臣民纷纷慷慨解囊。

萧子显序又云:“皇太子奉嘲玉经格、七宝经函等,仍供养经,又施僧钱、绢,直三百四十三万,六官所舍,二百七十万“是时,朝臣至于底民,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还有,大同七年的那次讲经活动,虽未具体提及萧衍布施的数目,但从记载看,规模也是不小的。

为了表示自己对佛的虔诚,在法施、财施之外,萧衍进而舍身寺庙,这大概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舍身施大众”吧。萧衍的“舍身”,一直是佛教徒津津乐道的事情。史书记载，萧衍曾先后四次舍身佛寺。

这四次舍身,大通元年和中大同元年这两次史书没有提及臣下奉赎的钱数,但从中大通元年和太清元年两次舍身臣下奉赎一亿万来看,前者比后者也不致于相差太大。一次奉赎一亿万,这与大通五年讲经时施舍的一千九十六万相比,已不可以道理计了。

萧衍的这种“舍身”实质上是向寺庙财施的一种变相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更为极端、更为偏激的做法,这笔奉赎的巨大钱数,不可能是臣下自拘腰包,而总是出自国库,这势必会给国家财政造成一定的负担,奇怪的是同泰寺的寺僧竟然默许了萧衍的这种行为,同意群臣奉赎,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的结果,况且这也没有违反佛教戒律。

因为原始佛教虽然不许僧尼个人私蕃金银钱财和拥有土地,但对寺院僧团拥有金银钱财和土地是允许的。

萧衍的这种做法成了后世反佛论者的口实,认为这造成梁王朝的经济危机,是萧衍亡国灭身的重要原因。因为这笔奉赎的巨大钱数,无疑是聚敛而来,这必然会加剧百姓的负担,从而引起社会阶级的对立。萧衍慷慨财施寺庙甚至不惜“舍身”,动辄施舍一亿万,这些钱无疑是黎民百姓的卖儿贴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