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起源于,日本松荣堂铁壶的历史

日本茶道起源于，日本松荣堂铁壶的历史？

明治时期是日本铁壶的辉煌时期，星光璀璨：龙文堂出现了安之介、大国、上田照房、井上四大天王；龟文堂出现了波多野正平、梅泉、铃木光重、淡海秀光四大天王；藏六堂出现了4世秦藏六和西垣一瑳；金寿堂的创办人雨宫宗兵衞和龙文堂的安之介为一时瑜亮，现在的欧洲的亚洲民艺馆还收藏着金寿堂雨宫的作品，可看的出金寿堂的历史地位。

就像紫砂有花货和光货，花货就是龙文堂系统，光货（又叫素壶）多出自金寿堂系统。

日本茶道的思想是和敬清寂？

我记得在之前《大鱼海棠》上映的时候，一些网友吐槽说：这部作品邀请了国外的人制作音乐，剧情也是国外的故事，所以不算是国产动画巴拉巴拉。

其实这是一种图样图森破的想法。因为就如题主所说，在日本动漫制作表上也会有韩国名字，难道说这就不是日本动漫了吗？

而之所以日漫当中出现了韩国以及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制作人员的名字，其实问题也很简单，因为这部作品的部分工作被外包出去了。

在日本，人力成本是很高的，别看业界一塌糊涂，动画师甚至于都没办法吃饱饭。但是如果拿到国外的话，可能给的钱还会比给日本动画师的更少。这么一来就大大节约了成本，也算是一种合情合理的事情。

而既然要外包出去的话，作为周边国家的中国跟韩国，由于文化方面比较接近，再加上都受到了日漫的影响，因此也有相关动画公司能够接手这些外包工作。于是也就是一拍即合的事情了。

当然，外包公司能够负责的，通常也就是上色，部分的动作画面补充之类，可以说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因此拿到的报酬也是最少。也许看到这里，有人会觉得外国人不就是给日本打下手，被榨取劳动价值了吗？诚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你看下面：

有一家公司在成立后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在搞这类外包工作的。

而它的名字是京阿尼。也就是现在日本动画制作水准最高的公司之一。因此，通过接手外包，可以很好地熟悉动画制作的流程，并且学习不少先进经验，这都是国漫目前非常值得取经的地方。甚至于一些运作成熟的公司，也可以顺利进入原画工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近年来国漫之所以有着相对爆发的增长，其实也跟这个密不可分哦！

日本人真的懂茶道吗？

何为茶道

百年以来，在中国茶文化界，最大的误解与误读之一，就是关于茶道，尤其是日本茶道。本文试图以尽可能简洁的论述来澄清这一百年迷雾。

和敬清寂，这是日本的茶道精神。我们一接触茶道，就会了解到这一点。

既然“和敬清寂”是日本茶道精神，那么我们中国的茶道精神又是什么呢？结果，我们尴尬的发现，中国似乎没有明确的茶道精神。

茶圣陆羽在最古老的茶学专著《茶经》里谈到，茶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关于茶和道的关系的表述，似乎就这一句。于是，我们把精行俭德初步的确定为我们中国的茶道精神。 但是，这也始终存在各种争议。陆羽其实也并未明确指出，精行俭德就是茶道的精神。于是，各界人士纷纷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敬廉美、和静怡真等等。但是，也都无法统一。什么是中国的茶道精神，成为近百年以来困扰中国茶学界多年的难题。试想，一个连茶道精神是什么都很模糊的国度，谈何茶道？在茶的故乡，在茶文化的发源过，这真是一件无比尴尬的事情。未展开论述，已经自怯三分。但是，这实际上是有重大原因的。这件事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关于茶道的密码。

为什么没有明确的中国茶道精神？

上述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多年。不过在几年以前，答案我已经豁然找到了。其实，秘密在于实际上我们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日本茶道是什么？韩国茶道是什么？中国茶道又是什么？我们掉入了一个错误问题的陷阱。以这个问题为原点往下追问，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的。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把原点问题推向更远，转而直接提出问题——茶道精神的本质是什么？道，又是什么？好了，现在问题和答案一下子变得简单而清楚。

道：植根于中国文化的逻辑秘密

道，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有特殊的含义。道路，Road，这是最浅白的含义。往上延伸，道就是绝对真理，也就是上帝以及上帝法则，Ruleof God。

在中国先秦，不管是儒家、道家、法家，等等，都认可道代表绝对真理和上帝法则，只是他们在道的探寻道路和理解上有所不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反过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中国文化的逻辑秘密，在于中国文化认为，是道产生了万事万物，反过来，世间万事万物也都要顺天道而行。顺天则昌，逆天则亡。这个逻辑，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都几乎不需要解释就懂。

探寻道的过程，理解道的过程，遵循道的过程，会贯穿于中国古代先贤生命与行为的全部。老子、孔子、墨子，都是这样，连优秀的技艺人士和工匠也是这样。这种状态，叫做修，也就是回归于道。

回归于道，天人合一，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共同信仰。只是不同的流派对回归的方法理解不同。更多的中国人，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修道。仁义礼智信，都是修的状态。孔子很高兴的说他自己，70岁的时候终于可以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对通过修而逐步接近道的生活状态的表述。

道的地位如此之高，带来一个现象：中国人不轻易言道。避免给人不恭之嫌，也避免自负之嫌。比如，剑的技艺，我们不叫剑道，我们叫剑术。武，我们不叫武道，我们叫武术。书法，我们不叫书道。而在日本，日本人把这些技艺学过去之后，都叫道。剑道、书道、柔道、茶道，等等。我们终于重新谈到茶道了。

日本把这些技艺叫成“道”，是一种偷懒和简便的做法。但是考虑到日本人来到中国，把这些技术学习之后，再带回日本，教给其他接近蛮荒状态的日本人，采取了简便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说明，这其实并不严谨。

在中国文化的严谨逻辑中，道和术是相对而言的。道，代表来自天（上帝）的最高准则。而术，代表人创造的东西。而人创造和发明的东西，不能称为道，只能称为术。如医术，也不称医道。计算的方法，我们叫算术。

在中国文化的严谨逻辑中，技、艺、道，又代表了三个层次。首先是学习技术，技术学到精通，就到了艺术的高度，叫炫乎其技；再往上走，叫出神入化，这就近乎合道，但也不能说是道本身。

在日本，茶道是茶之术的不严谨表达。

介绍到这里，基本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茶之术，以中国文化的严谨逻辑，是不称为道的。

陆羽在茶经中，讲到的都是茶之术，就是种茶的方法，制茶的方法，煮茶的方法等等。以陆羽的文化和学识高度，他是绝不会把这些称为茶道的。在《茶经》中找不到茶道二字，非常正常。

日本从中国学过去的茶道，严格而言，也不可称为茶道，只能称为茶术。但是日本已经叫了上千年了，也叫开了。只能就这样了。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低级的茶艺表演的时代。我不太赞成这个说法。不要认为茶艺是低级的，茶道才是高级的。茶艺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层次，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名称。只有技的基础打好了，才能上升为艺。在台湾，陆羽茶艺中心就有很高的地位。我们楚天茶道中心也在持续的讲授茶艺。大家不要觉得茶艺两个字丢人。茶艺表演也不丢人。

在中国的职业体系中，我们有制茶师体系，有评茶师体系，也有茶艺师体系，这些用词是严谨的。叫茶道师，反而不严谨。因为我们都不能自称已经得道。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茶，茶艺表演存在也是必要的。在最近20年，从一片蛮荒到茶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大兴，茶艺的推广功不可没。而且，我们看到，茶艺在中国的进步也是非常可喜的。延展开来，中国的茶馆设计、茶器设计、茶包装设计、茶服设计、包括茶本身的健康研究，都有了巨大的快速的进步。

以茶合道，中国不需要专门的茶道精神。

弄清楚所谓茶道其实是茶之术的不严谨的叫法，后面的问题就好办多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找不到太多关于茶道的表述，也就成了非常好理解的一件事。毕竟，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以严谨的居多。不严谨的东西，大量被校订掉了。

下面，我们再解剖所谓茶道精神的问题。

日本的茶道精神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了，韩国的茶道精神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了。中国茶道的精神是什么，我们居然不知道。好尴尬。

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加简单，所谓日本的茶道精神、韩国茶道的精神，都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脉，如此而已。

说道茶道精神，我想起了我们每个城市都有的城市精神。每个大城市，从北京到武汉，似乎没有城市精神，城市就没有文化了。每个大学也都有校训，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的校训是自强弘毅求实创新。其实，大同小异。

各种校训的提出，各种城市精神的提出，以及各种茶道精神的提出，其实差别不大。因为他们都指向道，指向修。不修，不实行，一切都是空的。

中国没有提出自己的茶道精神，是因为中国人根本不需要一个专门的茶道精神。

在中国人的看法中，茶，是辅助自己修炼的。往哪个方向修，他非常明白。《道德经》、《论语》等经典、包括佛经，已经足以指导他修炼了。他不需要另外有一个茶道精神指导自己修炼。孔子如果活到现在，他也不需要学习和了解各种行为准则，他的学问与修养体系中完备的符合这些要求——如果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合乎道的。

茶能够帮助修炼，这是中国古代人普遍认识的价值。儒释道都喜欢茶，他们都知道茶能助修。唐代陆羽那个时代，已经普遍是这个情况。同时，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此普遍，社会人士对茶的喜爱，就像对邻家女孩的喜爱与赞美。亲热而不轻浮。苏轼的诗把好的茶比喻为美女。“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

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位禅宗大师金田。他到湖北远安的鹿苑寺讲学，喝到了当地的鹿苑黄茶。这是中国最好的黄茶之一。他喝了之后极为赞叹，就写了一首有名的诗赞美它：“山精石液品超群，一种馨香满面熏；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在这首诗中，他说的很清楚。茶的品质与土壤和生态的关系，茶的品质表现，茶的养生功效，最后，他讲到了茶和修炼的关系。好茶，是助修之物，是可以帮助他修炼的。

警惕拜茶教，兼谈日本茶道的问题。

讲到所谓日本的茶道精神，要谈谈茶的历史了。

中国人最早发现和利用了茶。但是最初茶是作为药用的。茶有解毒等等功效。后来茶成为了饮料。到唐代，茶已经被中国人大量饮用。但是，饮用的方法以调饮为主。就是要在茶汤里加些其他的东西，盐、奶、花生，等等。现在，在欧美，还是大量采用调饮法。中国周边的民族也是大量使用调饮法。但是陆羽，又是伟大的陆羽，在茶经中明确的倡导了清饮法。不主张在茶中添加任何别的东西。清饮茶，感受茶的本味。茶中有至味。这是陆羽的伟大见识。

清饮法，从此成为中国最主流的饮茶方法。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提倡清饮，以清饮为主。清饮完一款茶，甚至我们还要清清口，再品下一款茶，避免串味和夺味。

在唐宋的时候，日本人来到中国，带回了茶籽，带回了种茶法，带回了制茶法，也带回了吃茶法。在明代的时候，日本人再次来到中国，主要从中国沿海省份的寺院，带回了禅宗思想，以及用于礼佛的茶的仪轨。抹茶道和煎茶道，就是两个不同阶段被带到日本的。又形成不同的流派。

千里之遥，大风大浪，出生入死，中国茶艰难的来到日本。其所受到的礼遇和尊崇可想而知。茶道，在日本实际上变成了接近于茶的宗教，崇拜于茶的一种宗教。“和敬清寂”成为日本茶道精神，实际上是中国佛门其中一支的礼佛要求。但是在中国，拜的是佛而不是茶。茶是用来敬佛的。

在一杯源于中国的茶面前，武士卸下刀剑，众人顶礼肃穆。但是，在茶的故乡，中国，绝不会普遍出现这种情形。如上面所说，中国人首先发现了茶，也利用了茶。中国人把茶当成邻家女孩，当成助修的伴侣，亲切、美好而随意，但是不会顶礼膜拜，不会偏执，不会古板，不会拘束，不会高深莫测。

结语：走正道，识偏道

道的思想，源于中国。修道，贯穿于中国古代先贤的几乎全部精神生活。抚琴、焚香、书法、品茗、太极、武术，以及百行百业的工作，如制药，都贯穿着修炼因素。古人把制药的过程，叫修合。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

受《道德经》、《论语》等经典的深刻影响，中国人在修道中尚静。“至虚极，守静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静，成为各行各业入门的第一课。不静，就不足以生慧，也就不足以悟道，技艺也难以提高。有了静的工夫，加上重德，就逐步走上了道德修为与技艺双重提高的美好之路。

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在当代，茶是中国国学的入门。顺着一杯中国茶，我们走进去，里面就会次第展开中国古老而伟大的文化传统。从书法到绘画，从音乐到哲学，以致修炼，文武兼备。茶，来源于伟大的自然，灵山秀水滋养了它。由于它的独特的吸附能力，它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然能量和气息，尤其是那些好生态地方出产的无污染好茶。

茶道，如果我们一定要用到这个字眼，我们的表述是“以茶合道”。

道，存在于汉字文化圈。历史上的韩国和日本，都在这个文化圈，都是这个文化圈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而言，真正的茶道精神，也就是以茶合道。她存在于中国的文化内涵和体系中，并不在日本。日本茶道，是道的思想，流变于日本并与茶结合的一支。日本茶道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支。

但是，由于地理环境与民族的性格特点，日本茶道要特别自我警惕以避免走向偏执和孤冷。道，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经历了可怕的衰落。但是，在这样一个神眷顾的国度——神州，中国还是有少数人始终怀抱希望，并未彻底放弃信仰。静水深流，实际上我们看到缓慢的回归正在发生。修，从自身做起吧，从一点一滴做起吧。静心和诚信，是以茶合道的第一步。

不迈出这一步，伟大的中国文化道统终将完全消失，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是将饮茶视为生活规范，藉以修身养性，学习礼仪，以环境幽雅为主体，以高尚享受为目的。而其缺点乃是违背时代，脱离现实，费时费事，名为固守茶道的传统，实仅维持茶道在充当古迹。

在香港国际茶展上第一次现场看到地道的日本茶道表演，除了感觉新鲜之外，更多的是感慨。一方面感慨以茶为国饮的中国居然鲜见地道的茶艺；另一方面感慨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传承的能力。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以瓷器、茶叶和丝绸闻名于世，可见茶叶种植加工和茶文化在中国有着怎样深厚的底蕴，中国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茶酱醋”中就有“茶”，每有客人到访，中国人第一件事就是“上茶”，遇到尊贵的客人还要“上好茶”，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将“茶”作为招待客人的重要物品，以茶待客这个传统至今未变，但中国人对于茶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做得太少了，难怪有个日本人说走遍整个中国也就在潮州还能看到中国茶道的影子。

反观日本茶道，他们有一个严格的程序，每一个细微的步骤都体现了对客人的尊敬，从茶道也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礼仪和待客之道。如果不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使我对日本人有另外的偏见，仅从茶道表演来看，我 对日本民间的文化是非常赞赏的。日本学习中国主要追溯到盛唐时期，从盛唐至今，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变迁，日本人对于优秀的文化始终能保持传承，我想这也是日本能够成为世界强国的原因之一吧。

日本茶道伞由来？

日本茶道分为抹茶道与煎茶道两种。

南宋末年，荣西禅师（生活于日本镰仓时代）到中国参禅，并将当时盛行的点茶法传入日本，发展成为日本抹茶道；明代末年，中国福建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时值日本江户初期），将当时中国的壶泡法带入日本，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日本煎茶道。

日本古代有科举吗？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受中国影响日本古代有科举制，只是未能延续，下面简单说说。

一、日本曾经仿行科举制

日本从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起，为了改变本国的落后面貌，在航海技术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一次次派遣船队，把大批留学生送到中国，以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与文化。日本人对唐朝的统治思想、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学，科举制也是学习与模仿的对象。

根据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和757年实施的《养老律令》可知，奈良时代为了培养官吏，在中央设立了由大学寮管辖的大学，并在地方各国设立了由国司管理的国学。依令，大学的定员为400人，其学生的入学资格为五位以上官僚的子孙及长期在朝廷从事文字记录工作的大陆移民“东西史部”的后代。 一般来说，下级官僚（六位以下八位以上）子弟希望入学者，也可以入学。地方国学的学生定员则根据国之大小，大国有学生50人，上国40人，中国30人，小国20人，皆为郡司子弟。学生的年龄在13岁至16岁，每年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在学时间最长9年，成绩优秀者即可参加国家的任官考试。由于当时从国学推荐而来的称“贡人”，从大学推荐而来的称“举人”，所以，这种国家考试被称作“贡举”，与唐朝无异。

“贡举”的任务是选拔官吏，事关重大，故律令国家通过法律做出一系列具体规定。贡举考试由掌管官吏考察、任命的式部省（相当于唐朝的吏部）直接主持，每年一度的考试在十月、十一月间进行。 来自国学的贡人不仅要通过国学的考试，还要经地方长官的推荐。 考试的程序是“凡试贡举人，皆卯时付策，当日对策，式部监试，不迄者，不考。毕对本司长官，定等第唱示”。

贡举考试的科目及评定标准与唐朝基本相同，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科。秀才“试方略策二条”（少于唐朝的方略策五道），“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上中。文劣理滞皆为不第”。 明经科考试“试《周礼》、《左传》、《礼记》、《毛诗》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在总计为十条的考试中，通十为上上，通八以上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进士科考试“试时务策二条”(少于唐朝的时务策五道)和帖读（即暗诵，从《文选上秩》中选七帖，《尔雅》中选三帖）。帖策全通者为甲，两策通及帖读答对六帖者为乙，以外皆为不第。明法科考试与唐朝完全相同，内容为“试律令十条”，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通七以下为不第。

按照“选叙令”的规定，要在考试合格者中选拔人才任官。选拔的原则是“凡秀才取博学高才者，明经取学通二经以上者，进士取明娴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明法取通达律令者。皆须方正清循，名行相副”。 当时，朝廷官吏任官的顺序是先叙位，后任官，考试及第者叙位依次为秀才最高，即上上合格叙正八位上，上中合格正八位下；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依次递减，明经科上上第正八位下，上中从八位上；进士甲第从八位下，乙第及明法甲第大初位上，乙第大初位下。

考察律令时代贡举与官吏选拔的过程，虽然有的实施细节与隋唐稍有不同，后来也曾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原则、实施程序与唐朝大体相同。这些足以说明律令时代的日本在隋唐制度的影响下，确实实施过通过考试录用官吏的制度，故简单地说日本没有实施过科举是不符合实际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并没有出现科举的繁荣，科举选官制度也没有在日本长期延续。据延历二十一年 (802年)太政官奏文所见，从701年“大宝律令”公布，确立贡举制度后的100年间，比较受重视的秀才、明经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数十人而已。 另据《类聚符宣抄》记载，从庆云年间(704至707年)到承平年间（931至938年）这230多年中，经过方略试考试考取秀才者仅有65人。 1177年，大火烧毁了大学寮，这个为国家培养官僚、作为科举预备学校的专门机构自此不复存在，科举遂退出日本历史舞台。

二、日本的科举制何以未能延续？

科举制度为何没有在日本充分发展或延续下来？归根结底是由于贵族势力强大，致使日本缺乏实施科举的社会基础。在中国，科举制是在门阀世族制度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产生的，科举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世袭贵族垄断国家政权的局面，加速了门阀世族的没落并使其归于终结，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考试的阶梯入仕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可以说科举制是具有平等性的官吏选拔制度。

日本实施科举的时代，正处于贵族势力上升的时期。自大和时代起，日本就具有强大的贵族传统，贵族势力在7世纪中期的大化改新过程中受到了削弱，但并没有被消灭，仅仅是从结构上发生了分化，从规模上由大变小而已。实际上在大化改新后不久，贵族势力就重新开始集结，一批旧贵族消失了，又产生一批新贵族，并日益成为与皇室抗衡的力量。而律令国家的一些政策也对贵族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些政策中，作用最为明显的是天皇给贵族赐姓及“官位相当制”的制定。

所谓天皇赐姓，就是天皇对贵族颁赐各种不同的“姓”以表示其等级的高下，赐姓的根据是贵族的出身、世系，尤其是与皇室关系的远近。这种制度本来是大化改新前朝廷为维护氏族社会秩序而制定的，而大化改新后不久，到天武天皇时期就恢复赐姓，尽管标榜“唯序当年之劳，不本天降之绩”，实际上得姓者多是旧贵族，“姓”也就成为旧贵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取爵位、官职及经济利益的依据。

“官位相当制”是朝廷为了加强统治基础，对朝廷官员依据其功绩授予爵位，再据爵位定其官职的制度。 律令国家依据“凡位有贵贱，官有高下，阶贵则职高，位贱则任下”的原则，对何品位者任何官职都有明确的规定。 在从最高的“正一位”到最低的“少初位下”的多达30阶的官位当中，五位以上者被称作贵族（三位以上称“贵”，四位、五位称“通贵”）。他们垄断了朝廷的最高官职，只有正一位、从一位者才可担当太政大臣，担任左大臣、右大臣者必须是正二位、从二位。贵族在掌握国家政治大权的同时，也享有包括俸禄、封户封地、免除课役等经济特权。

这些制度加速了贵族势力的膨胀，直接决定了科举制的命运。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与贵族传统存在巨大冲突，因而难以在日本生根。

首先，参加贡举者为贵族、官僚子弟。根据律令的规定，只有大学与国学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而对大学与国学的入学者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制：“凡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子为之”，“国学生取郡司子弟为之”。一般百姓家庭的孩子连上学的资格都没有，根本谈不上作为“举人”、“贡人”参与国家的任官考试。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平民百姓进入仕途之路，也使日本科举的考生来源有别于中国。

其次，科举选官与荫位制直接冲突。荫位制即贵族后代可根据父亲的位阶得到相应的官位。 按照“选叙令”的规定，五位以上贵族都有荫位资格，三位以上贵族更可荫及孙辈，一位至五位的贵族之子可分别荫位从五位下至从八位下，一位至三位贵族之孙可荫位正六位上至正七位上。与唐代一品官之子只可叙正七品上相比，日本贵族的待遇要优厚得多。有了位，自然就有了相应的官职及与官位相应的物质利益。根据荫位制度，“五位以上子孙者，皆当年廿一，申送太政官，准荫配色”，可以轻而易举得到较高的官位，而且是“不论业成不，皆当申送”。相比之下，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取得最好成绩的秀才最高也不过叙正八位上，对于没有贵族家庭背景的下级官僚来说，从最低的少初位下晋升到从八位下，需要32年时间。 而贵族中最低的从五位下这一官位，是位子（六位以下八位以上低级官吏的嫡子）或无官无位的白丁出身者经过30年到50年也无法得到的。 曾有人将菅原道真（845至903年）作为日本科举选官的例子。菅原道真于870年在式部省的方略试中合格，并被叙正六位上，似乎这是科举选官的结果。实际上菅原道真在867年已经被叙正六位下，这是由于他的祖父菅原清公是从三位，按照律令，三位可荫及孙，降子一等的规定，菅原道真得正六位下是荫位的结果，而不是科举及第的结果。对于贵族子弟来说，不需任何努力就可获取官位，还有什么必要去寒窗苦读呢？所以当时的贵族子弟都不积极入大学寮学习。为此，平城天皇曾于大同元年（806年）敕令诸王及五位以上子孙满10岁者“皆入大学，分业教习”。由此可见，在贵族制度下，不入大学寮就不能任官的唯有东西史部子弟及六位以下的下级官僚子弟，他们即使经过刻苦学习，经过贡举考试取得好的成绩后被叙位（叙位年龄为25岁以上，晚于贵族子弟荫位年龄）、任官，也多是担任下级官职。有人统计，在奈良时代74年时间里，三位以上的公卿共有112人，其中卑姓贵族出身者只有7人。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科举制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当然，贵族子弟不热衷科举，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不爱学习，事实上当时许多贵族家庭非常注重教养和学问，因此在奈良、平安时代，贵族文化非常繁荣。

第三，官职家业化加深了贵族世袭化。日本素有“以族制立国”的传统。在大和时代，各个从事固定职业的氏姓集团既是社会基本单位，其首领――氏上也分别是朝廷和地方的官吏。大化改新后，律令国家将已经分化了的氏姓集团以“家”为单位纳入国家的统治机构，让其世袭地担任一定官职，“家”成为从事朝廷公务的机构，从而形成“官职家业化”的局面。前引《类聚符宣抄》宽平（889至898年）以后，只有“儒后儒孙，相承父祖之业”的记载说的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如贵族菅原氏，本是制造陶器的土师氏出身，因居住在大和国菅原伏见村而改称菅原氏，作为学者仕于朝廷，其中被后人尊为“学问神”的菅原道真官至右大臣，其子孙皆继承其衣钵，以学问、文章为家职侍奉朝廷。清原氏与中原氏几乎包揽了属于太政官少纳言局的大外记（即秘书局）一职，其中中原氏的“局务家”之家职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藤原氏更是官职家业化的典型代表，其始祖是大化改新的功臣中臣镰足，天智天皇按其居住地的名称（大和国高市郡藤原乡）赐其藤原姓。其次子藤原不比等继承其父遗志，致力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参与制定律令，逐渐发展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臣。到平安时代，藤原氏的势力更加强大，建立摄关政治体制，独揽朝政。有人统计，10世纪初期到12世纪末的总计395名公卿中，有265人是藤原氏出身者，占67%。 进入幕府时代以后，藤原氏出身者交替担任摄政关白之职，位列贵族中地位最高位的“五摄家”中。 律令国家的官职与官厅都由特定的贵族之家世袭包揽，科举制也就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中国的科举制结束了贵族的历史，而日本贵族势力的强大，使科举制随同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而归于终结。进入幕府时代以后，武家秉政，独揽权力，等级制度日益强化，直到近世社会形成士农工商不可逾越的身份制度。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既无通过科举公开、公正选官的必要，亦全无这种可能。从这一角度而言，说日本没有科举制度也并非全无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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