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前明后,观音菩萨出家前叫啥名字

2023-10-12 104阅读 0评论

元前明后,观音菩萨出家前叫啥名字?

观音菩萨于佛教的众神中,有着最普遍、最广泛的影响。观音又作观世音、观自在、光世音等。在佛教中,他与大势至菩萨同是西方世界教主阿弥陀佛身边的胁侍菩萨,合称"西方三圣"。这是我在曾阅读过的书中了解到的。

观音菩萨出家前,名曰“妙善",宝德后所生,是妙庄王的三女儿。据说,宝德后曾做一奇梦(这里就不详述了)。话说妙庄十八年二月十九,宝德后生产之时,有许多异色良禽,集在庭树争鸣,如奏仙乐。屋中也现奇香,氤氲阵阵。妙庄王听宫女报得此事,暗想仙禽集树,异香绕室,又想起宝德后做过的梦,料想此儿有些来历,生具凤根,也未可知,便为女儿取名"妙善“。惟善堪称妙。至于其它称呼,则是后话了。

元前明后,观音菩萨出家前叫啥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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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从来净六根🙏

🙏善缘终可化元真🙏

🙏观空观色都无觉🙏

🙏音若能闻总去寻🙏

不知道有缘阅读的人从四句歌偈中看到了什么?

南无阿弥陀佛🙏🙏🙏🙏🙏

宋朝与明朝相差不到百年?

北宋以文治国,将“兴文教、抑武事”定为国策,学术人才层出不穷,社会普遍崇尚读书。至南宋初,文人学士南迁,也继承了北宋尊孔重儒、提倡读书、重视教育等特点,社会文化多元活跃。相比宋代,明代在文化政策上虽然也重视教育、尊崇儒学、提倡程朱理学,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明代的文化专制空前发展,典型的如朱元璋“删孟”,禁止生员议论政事,实行八股取士、钳制异端思想等,呈现出与南宋风格迥异、极为专权霸道的文化特点。

明代与宋代基于同样的儒家理念,却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格,与各代具体的文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密不可分,也与明宋期间的元朝文化政策转向也有着极大的关联。下面,小学徒主要以南宋与明代的情况作对比,从文化管理机构、儒学政策、科举政策和出版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并从元朝文化政策的具体实施探究差异的形成根源。

一、南宋和明代文化政策比较分析

(一)文化理念比较

有宋一代,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干戈扰攘的局面重演,自立国起一直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策略,以“重文崇儒”为导向,儒学和文人在整个宋代都很得重视,形成了百花齐放、互争雄长的格局,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婴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等主要学派林立,维持近百年之久,后来至理宗时程朱理学才成为官方哲学,王国维曾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此后的元明清三朝几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思想,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

对儒学的尊崇虽然在元代有所削弱,但在明代却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明代对中国传统的儒学采取尊崇的态度,积极利用它作为统治思想,强调“崇儒重道,尊礼先师”。洪武元年,朱元璋“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遣使诣曲阜致祭”,并规定科举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求学者“一宗朱氏之学,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镰洛关闽之学不讲。”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方统治地位。对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出现,明代甚至不遗余力地对之进行了镇压,如禁讲学、毁书院、残杀士人等,呈现出高度的排他性。

虽然同样将儒学作为尊崇,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但不同的是统治理念的形成过程。南宋是学派林立百年之久、直到理宗时才奉程朱理学为正统。而明代,则是从立国开始,就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通过权力持续巩固,独尊儒术、排斥他说,与宋代迥异。

(二)文化群体比较

晚唐以来,士族门阀地主受到了沉重打击,其把持政治的传统己被打破,庶族地主实力扩大。顺应此潮流,南宋继承北宋之制,对科举制度也进行改革,取消门第限制,除犯人、奴掉等外各阶层都可以参加科举入仕,因而仕人的来源大大扩大。南宋贡举开科考试共四十九榜,其登科人数有具体记载者为正奏名进士二万三千一百九十八人,特奏名进士一万九千零八十七人,合计四万二千二百八十五人。据《宋史·宰辅表》记载,宋代133名宰相中,科举出身的达到123名之多。南宋名宰相中,除韩诧胃一人外,全是进士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例子很多,比如高宗名臣吴莆、光宗名臣陈亮。

明代的科举承宋、元之制,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阶段。明代的科举制度,由洪武十五年年八月,朱元璋诏礼部“设科武取士”,仁至十七年年三月,礼部颁行《科举成式》,遂成为定制。明人王世贞《弃山堂别集》中统计的数据,洪武至崇祯年间内阁大臣人中,进士出身者为82人,占94%。科举选拔的人才成为国家统治的中坚力量。

虽然南宋与明朝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士大夫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主体,士大夫阶级都得到重视重用,但在管理方式上呈现很大不同,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与皇权的关系方面,宋代是士人共治、明代是皇权独大。宋代奉行的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之法,受皇权迫害的文人少之又少,北宋儒学大师程颐就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而到了明代,对士大夫则实行特务统治和高压管理,对待士大夫轻则梃杖,重则用刑,锦衣卫、东厂、西厂迫害了无数文人,明代的文人地位比起宋代一落千丈。

(三)文化作品风格比较

出版既是一项文化事业,是文化传播、传承的手段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商业经营活动,追求经济利益。南宋时辖十五路地方,无一路不刻书,刻书地点可考者达处183处。其中,官刻书重经、史,对待儒家经典格外看重,私刻书则偏重子、集,宋人词集出版繁多。

而明代随着印刷技术的普遍应用及教育事业的普及,图书市场比起南宋更加繁荣,当时全国书坊遍布全国各地,“南京书坊93家,北京书坊13家,杭州24家,苏州37家,徽州10家,建宁84家。”在繁荣的图书市场背后,明代有着与其他朝代不同的艺术成就,明代的古文、诗、词一类的旧文学成就一般,而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主的章回体小说,特别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还有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和传记文学、寓言杂文、短篇话本、拟话本等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四)文化教育管理机构比较

在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南宋承袭北宋,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是尚书省属下的礼部,礼部下属的专门教育行政机构是国子监,“凡学皆隶国子监”。地方教育事业在宋代始创了路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提举学事司受地方行政长官管辖。

明代的教育管理机构与宋代也是一脉相承,统归礼部管理,礼部之下同样设有中央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国子监。有所不同的是,明代的地方教育行政更加下沉、相对独立。与南宋的地方教育机构提举学事司对应的,明代也在地方设置提学官,在南北两京设提学御史。同时,在各府内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员,训导府学四员,州学三员,县学二员,负责学校内部日常事务。按照明朝谕令,“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许侵越提督者职事。”可见,明代地方提学官有相对的独立性,统领下级各府教育机构,比起南宋松散的文化机构管理结构,有利于贯彻执行明朝统治者的意志。

小结

明代文化与南宋文化是同宗同源,同样尊崇儒家学说,同样是士大夫群体治国,同样的教育机构设置,在文化根源和性质上差别并不大,相对而言,南宋与元、元与明的文化区别更加明显。元代一朝都没有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儒士大多充当学官和儒吏,科举迟开,入仕狭窄,政治地位远不及宗教首领,政府中高级职位几乎为数十个家族所垄断,与明代、南宋相比,元代更加呈现出较大的文化区别。

而明代与南宋相比,则是同样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风格,宋代文化更加包容开放,明代文化更加专制统一,这与元朝90多年的统治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元代统治对“南宋—明代”文化差异的影响分析

(一)草原文化影响了明代专权文化的酷烈程度

蒙古民族习惯于草原游牧文化,思维直观,偏向于武力形式,认为一切都是长生天的旨意。所以终元一代,以呈帝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接受汉化的进程十分缓慢,整个元代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汉唐以来“独尊”的显赫地位。而儒学被统治者看作是替蒙古大汗“告天祝寿”的工具之一,仅作为一种宗教受到优待,在元代甚至有十儒九丐的说法。

元朝后期元代帝王对儒家的重视程度有所加强,但未必真正了解和尊崇孔儒,他们更看重是“尚霸术,要近利”的功利性来完成统一霸业,以推行传统教育来安抚人心。因而往往给讲授道德性命、圣贤之道的儒生以优待和荣誉,却安排到闲散的职位上,对科举也相当冷落。

元代对儒生的轻视传统影响到后期的明代政权,加上朱元璋出身底层,是通过民间武装起义的方式建立的政权,与文人士大夫群体格格不入,在明朝立国初期很多文士拒绝认同朱氏政权、拒绝出仕,即使是应明太祖的征召而辅佐新朝之士,也抱有一种不得已的心理。如明史载“初,太祖以韩林儿称宋后,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日‘牧竖耳、奉之何为’,刘基的态度在当时儒生中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虽然明朝重新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也大开科举之门,但对士大夫群体的尊重程度远不如宋代,更倾向于采取一种酷烈专权的手段来进行文化统治,明代一朝对文人的迫害尤甚。

(二)奠定了程朱理学的儒家地位

虽然元代不重视儒家,但程朱理学在儒家的主导地位却是在元代巩固下来的。元代理学的北传要得益于赵复,蒙古军队攻打南宋时俘虎了赵复,儒臣姚枢和杨唯中将其请到燕京,并建立太极书院,自此理学得以在北方传播。自此到元统一全国,许多理学名家都进入朝中备列顾问,其中许衡、刘因、吴澄为元代三大学者,在开国初期参与制定礼仪官制,推行理学传播,得以使理学成为官学。

在元代重新恢复科举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式。元代科举规定,答题时四书和《诗经》采用朱注,《周易》采程朱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私胡安国之说。除《礼记》、《春秋》尚用古注,其他儒家经典一律采用程朱理学为统治阶级正统思想。元代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只重道学家空洞教学,导致内容偏空泛,缺乏学术生命。而明代继承了元代考试内容的规定,到了永乐年间,还以程朱思想为标准,编成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诏颁天下,以此作为士子习业的经典著作、科举考试的准绳和评定天下学术是非的唯一钦定标准,进一步发展成八股取士,对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士人地位的降低反而促进了明清小说文化的发展

由于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取士重视家世出身,且长期废行科举,自金亡停科到元代中叶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权下停废长达80年之久,元代科举自延祐到元末共举行七次,共一千二百多人,相当于文臣总数的百分之四,仅相当于唐宋时期的十分之一,且官职大多低下,难于升迁,因而元代鲜见科举出身的布衣卿相。元代科举无论是取士规模还是进士升迁,都是不及前代,儒士的社会地位也不高,汉族士人出路狭窄。

由于儒士失去了固有的社会地位,很多人不得不在传统仕途之外寻求安身立命之道,儒士沦落下层,促使知识向的一般民众普及,加之游牧民族对礼法管理较松,造就了文化精神的世俗化转向。俗文学,尤其是杂剧和小说的繁荣便与士人角色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士人的加入促使元曲、杂剧和小说等俗文学水平的大幅提升,所以元末明初会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小说的出现。

小结

元代九十多年的统治,对明代与南宋的文化差别的影响是显著的,草原文化对儒家的轻视延续到明代,让明代士大夫群体的尊崇地位远不如宋代,明代文化统治更加显示出残酷的一面。而士大夫地位的下降反而促进了儒家知识的下沉,不再像唐宋士大夫那样专注于道统学说、诗词歌赋等典雅文学,反而促进了杂剧小说元曲等俗文化的发展。但总的来说,明代是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儒家正统,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文化根源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只是经过元朝文化的融入改造呈现了不同的风貌。

为什么很多公司的年终奖不在年前发?

年终奖的发放没有法律规定的时间,是由公司自主决定的。至于一般都是年后或者年中发,主要出于以下4点原因:

1.每年春节左右的时间一般都是员工跳槽换工作的热门时间,有些员工要么跳槽去了别的公司,要么就是在老家创业了,不回公司了。这样造成了春节后公司缺人,短时间招聘不到合适的员工。所以公司一般决定推迟到年后发奖金,这样便于吸引员工回本公司上班。减少招人的难题和运营成本。

2.从公司财务角度来说,钱放到公司里,账面上是有一大笔流动资金,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银行贷款日趋紧张的状态下,现金为王。尽量减少银行贷款。减少成本支出。

3.用年终奖作为诱饵来管理员工,迟迟不发的年终奖会刺激员工好好干活。否则,呵呵,别怪老板翻脸不认人。这是一种管理办法的小窍门。

4.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出现在小公司,私人公司。像一些大的公司,央企国企之类的,让你走你也不走啊。别人想进还进不去呢。也不会拖欠你那点年终奖。

中国历史阶段如何划分古代近代现代?

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依据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划分的。

根据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划分,人类社会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形态。

这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对应到中国历史的脉络中,可以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传说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近古时代,近代,现代几个阶段,其中古代主要包括传说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近古时代四个阶段.

这几个历史阶段的时代划分与时代特征如下:

(一)传说时代:这一时代主要对应《史记》中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这一时代虽然包含着很多神话传说,但是它毕竟是人类的童年时期,也对应着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无论是黄帝与炎帝时期的旧石器时期,还是尧舜禹时期的新石器时期,这些神话与历史界限模糊的历史人物以及背后的部落,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二)上古时代:这一时代主要对应《史记》中夏商周三个王朝时代。自从大禹的儿子启开启了家天下的模式之后,原始社会的部落禅让制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也开启了奴隶社会时期,同时形成了国家这一政治雏形。

(三)中古时代:这一时代开始于秦始皇称帝之后一直到唐代结束。这一时期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皇帝制度的确立,中国正式进入了封建社会,也进入到了中古时代!

(四)近古时代:这一时代开始于宋朝,终结于鸦片战争之前。这一时期随着宋朝海外贸易的兴起与繁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发紧密,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在中国兴起,中国的商业发展对世界逐步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形态。

(五)近代社会:这一时期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结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思想观念逐步渗入中国,中国市场也被动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但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六)现代社会:这一时期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了长足进步。

山西大同市历代都是属于哪个国家的?

大同 (山西省地级市),大同,古称云中、平城,是山西省地级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晋冀蒙交界地区中心城市之一、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 。截至2018年,全市下辖4个区、6个县,总面积14176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202.74平方千米,常住人口345.60万人,城镇人口221.1万人,城镇化率63.97%。

大同地处中国华北地区、山西北部、大同盆地中心、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黄土高原东北边缘,实为全晋之屏障、北方之门户,且扼晋、冀、内蒙之咽喉要道,北接中国对蒙古国最大口岸二连浩特市,是山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北方锁钥”之称。 大同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曾是北魏首都,辽、金陪都,境内古迹众多,著名的文物古迹包括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恒山悬空寺、九龙壁等 ,是中国首批13个较大的市之一、中国九大古都之一、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性交通枢纽城市、中国雕塑之都、中国十佳运动休闲城市。

【大同市历史沿革】

石器时代在大同地区发现和发掘,位于阳高县古城镇许家窑村南发现人类化石。许家窑人是北京人的后裔,约在10万年前向西迁徙时,遇大同湖阻隔,在此定居。与此同时,在大同城西青磁窑、小站、左云贾家窑、广灵洗马庄等地先后发现多处旧石器遗址,计数千件打制石器制品。与此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在武州川、御河、桑干河两岸,大同高山镇、云冈南梁、镇川西村、镇川南梁、孤山、尚龙门、刘安窑、云州区吉家庄、左云县旧高山、天镇县楼子疃、广灵县惠花、云州区佛堂寺、浑源李峪等地都发现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细石器和陶片,其中有打制精巧的石锥、石簇、石锛、石斧、石杵等。陶器有灰陶、红陶和彩陶,纹饰、器形、口形多种,专家认定,远在10万年前,已有人类在此劳动繁衍生息。

春秋时期大同地区为北狄所居。北狄系指以狩猎为生的游牧部落林胡、楼烦。据《战国策·释地》载:“今山西岢岚州以北,故楼烦胡地也;大同、朔州以北,故林胡地。”大同至内蒙古河套一带,春秋时为林胡活动之地。(唐)尧帝封羲和氏子为北岳长老,其二子和叔来宅。《山海经》中古大同为古平国。商汤封同姓于此地,代子立国。

战国时期初为代国,后并入赵地。据《史记·赵世家》载,子晰告赵简子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北,皆子姓也。”及简子卒,毋血立,是为襄子,北登夏屋,使宰人操铜斗击杀代王,遂兴兵平代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分封制,立郡县,全国设36郡,今大同境内为雁门郡、代郡之地。其时见于记载的城有:平城、代、善无、延陵、平舒、武周塞、新城、班氏、马邑等。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并征集民众筑长城,在今左云高山以东,云冈以西十里河谷“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

西汉沿袭秦郡县制,其地仍为雁门郡、代郡之地。雁门郡属并州刺史部。沿所善无,共辖14县:善无、沃阳、繁峙、中陵、阴馆、楼烦、武州、汪陶、剧阳、崞、埒、马邑、疆阴、平城,平城为东部都尉治。代郡属幽州刺史部,治所桑干,共辖18县,在今大同境内者10县:道人、高柳、班氏、示氏、平舒、延陵、灵丘、且如、平邑、参合。

东汉各州置州牧,后改州牧为刺史。其地为雁门、代郡之地。雁门郡属并州刺史部,治阴馆,属县十四,今大同市境内有四县:繁峙、武州、崞、平城。代郡属幽州刺史部,治高柳,属县十一,在今大同市境内有六县:高柳、道人、班氏、示氏、北平邑、平舒。建武中,卢芳之乱,沿边八部并废,徙雁门、代郡之民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建武二十七年(51)复置郡,自善无移雁门郡治阴馆,县仍属。其代郡治高柳。“建安中省云中、定襄五郡,立新兴郡于太原界,郡为一县隶之,而别置平城县于勾注陉南,往属焉。”汉末天下大乱,陉北之地弃为荒徼。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讨伐乌桓,平定代地。安集北边郡县之民,在今代县东五里置平城县,属冀州新兴郡。黄初元年(220)复置并州,平城属并州雁门郡。无论属冀州新兴郡的平城,还是并州雁门郡的平城,均为同名异地,非今大同。 x

三国时,其地为乌桓、鲜卑所据。汉明帝时(58—75)在平城建通光寺,为大同最早的佛寺。

晋时大同北部为鲜卑族领地,南部为雁门郡地,其时郡已迁至广武,属县有:广武、崞、汪陶、平城、俊人、繁峙、原平、马邑。永嘉四年(310),晋并州牧刘琨以拓跋猗卢有救援之功,上书晋怀帝,请封鲜卑拓跋猗卢为代公。建兴元年(313)拓跋猗卢定盛乐为北都,修秦汉故平城为南都,平城复还故治,属代国。

北魏拓跋珪于公元398年自盛乐迁都平城,改号皇帝,改元天兴,并置司州、代尹,治代都平城。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三千家于代郡。“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首都建设。次月“诏有司正超过计划畿,制郊甸”,划定京畿范围:“东至代郡,西至善无,南及阴馆,北尽参合。西至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又设四方四维,置八部帅统兵镇守。

北齐天保元年(550)东魏被北齐所代,大同为北恒州、北朔州地,属县未有大的变化。天保七年(556)改北恒州为恒安镇(今大同),又名东州城,隶属恒州太平县,徙豪杰三千家以实之。翌年废镇,仍为北恒州。周齐之间,突厥渐强,为防御突厥、柔然、契丹,于天保三年(552)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渤海200余千米。天保六年(555)发夫180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450余千米。天保七年(556)先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1000余千米。

公元557年西魏为北周所代替。建德六年(577)灭齐后,州县并废,复置恒安镇,改朔州置北朔州总管府。改太平县为云中县(此大同称云中之始)。灵丘属蔚州,为灵丘郡治。

隋开皇元年(581)重新统一中国后,改诸州为郡,其地为马邑郡、雁门郡之地。马邑郡治善阳,辖善阳、神武、云内、开阳。雁门郡治雁门,辖雁门、繁峙、崞县、五台、灵丘。恒安镇隶属马邑郡云内县。开皇五年(585)置代州总管府。隋为了防御突厥侵扰,大业三年(607)“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公元615年八月,杨广巡游塞北,突厥得悉,率领10万兵攻入塞内,杨广被迫退到雁门,在各地军民增援下,杨广才解围而去。第二年突厥又犯,被李渊带兵击退。

唐初依隋实行州县制。武德四年(621)平刘武周,复于故恒安镇置北恒州。武德六年(623)于雁门郡之灵丘别置蔚州。武德七年(624)北恒州废。贞观元年(627)发天下为13道,云、蔚、朔等州属河东道。云州治云中,辖县云中。蔚州治兴唐,辖兴唐、飞狐、灵丘。朔州治善无,辖善阳、马邑。唐末,以浑源川为名,置浑源州;以雁门山、龙首山南北呼应为名,置应州。贞观十四年(640)于故云内县置定襄县,兼云州治。龙朔三年(663)置云中都护府。永淳元年(682)为东突厥默啜所破,州县俱废,移百姓于朔州。开元十八年(730)复置县,改定襄为云中县。废北恒州为东州城,复置云州。天宝元年(742)改云州为云中郡。乾元元年(758)改云中郡为云州。会昌三年(843)以云、蔚诸州为大同道,罢属河东,置都团练使,治云州。咸通十年(869)置大同军节度。中和二年(882)改大同节度为雁门节度。四年(884)云州复隶河东道。唐至德以后,中原运兵刺史皆管军戎,大同防御使由云州刺史领管,辖云、蔚、朔三州。唐末云州地区成为沙陀部和吐谷浑赫连铎部争夺的主要地带。也是李克用父子发迹之地。乾符三年(876)大同军节度使李国昌子克用为云中守捉使,杀防御使,据州以闻。僖宗赦克用,以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不受命。广明元年(880)李琢攻国昌,国昌兵败,与克用奔北地。共巢入京师,诏发代北军,寻赦国昌,使讨赋,克用率三万五千骑而南,收京师功第一,国昌封陇西郡王。国昌卒,克用取云州。唐末封建割据,云州陷入长期战争中,后李克用子李存勖灭梁,是为唐庄宗。

五代其地为后唐所占,区划未有大的变动。云中县为云州治,隶属河东道。李克用与契丹耶律阿保机相会于云州东城,易袍马为兄弟,因取“怀想仁人”之义,改名怀仁县;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析蔚州兴唐县设置广陵县(今广灵县)。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复以云州为大同军节度。清泰三年(936),叛将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拜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借契丹兵灭后唐,称帝,国号晋。以契丹有助援之功,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云中判官司吴峦“闭门不受契丹命”,修整器械,昼夜守城,坚持了半年之久,“峦求援晋,晋主召峦南归”,云州陷落。至此,大同先后被契丹、女真、蒙古统治长达433年,使中原汉族统治从此失去北方屏藩。

后晋天福二年(937),辽进占云州。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1044)改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重熙十七年(1048)析云中,置大同县,为辽之陪都。辽西京道所辖:大同府,治所大同。统2州7县:弘州、德州、大同县、云中、天成、长青、奉义、怀仁、怀安县。蔚州,治蔚州,统灵仙、定安、飞狐、灵丘、广陵。应州,治金城,统金城、浑源、河阳。朔州,治善阳,统善阳、武州、宁远、马邑、神武。

宋为路、州、县三级制,全国设15路。宣和五年(1123)预置云中府路,治云中府,统云中及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8州与云州合称“山后九州”。为宋金联盟攻辽的预置版图。后金失约,除武、应、朔、蔚诸州于宣和五年(1123)一度归宋,旋为金人所取外,西京仅在雍熙三年(986)云州观察使杨业攻占云州3个月外,再未进入宋之版图。《读史方舆纪要》指出,“石晋归其地于契丹,宋不能复有,遂基靖康之衅。女真之亡辽,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同,燕京不能复固矣。”

辽保大二年(1122)金完颜宗翰攻占大同府,仍以大同为西京,改西京道为西京路,府治、县治未变。西京路辖2府、7节镇、8刺郡、39县,9镇。金皇统元年(1141)以西京路隶属元帅府,旧置兵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1150)改置西京路总管府,后更置留守司。置转运使及中都西京路提刑司。大同府辖大同、云中、宣宁、怀安、天成、白登、怀仁7县。省奉义县为镇,入大同。保大二年(1122)金攻打西京时“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辽未以来,再罹烽烬,楼阁飞为埃坌,殿堂聚为瓦砾,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金攻占大同后,为医治战争创伤,大兴土木,修城修寺,规模宏大。经过修整加固的大同城池,南门改称奉天,东门改称宣仁,西门改称阜成。对云冈石窟进行整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拔河道”,南移,以防水浸石佛。重建云冈十寺,“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凡三十楹……又创石垣五百余步”,此次修寺历时三年半,重修华严寺、大普恩寺。天会十五年(1137)诏建太祖庙于西京。金大定五年(1165)在西京营建宫室,有保安殿、御容殿及西京宫苑。并设阁门使,掌管礼仪祭祀。还设有西京宫苑使。辽、金时陪都西京再度兴盛于北方,成为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交往的中转站,联系各民族的纽带,大同再度辉煌。

元初大同仍称西京。太祖七年(1212)置警巡院。至元二年(1265)省云中县入大同。元划为省、路、府(州)县四级制,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西京道大同府为大同路,隶属中书省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管辖一领事八州。一领事是录事司,设在大同。属县有大同、白登、宣宁、平地、怀仁五县。八州为弘、浑源、应、朔、武、丰、东胜、云内。上都路管辖今大同和河北部分地区。顺宁府治所蔚州,领灵仙、飞狐、定安、灵丘,广灵。元改天城为天城县,隶属宣德府。后隶属兴和路。大德四年(1300)在西京黄花岭立屯田。六年(1302)立万户府。 [17]

明洪武二年(1369)左副将军常遇春攻取大同。明行政区划为省、府、州、县四级制,洪武七年(1374)改大同路为大同府,隶属山西行中书省。九年(1376)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大同府治大同县,辖浑源、应、朔、蔚四州,大同、怀仁、马邑、山阴、广灵、灵丘、广昌七县。宣宁县并入大同县。明军事上实行卫所制,洪武四年(1371)置大同都卫沼白关城。洪武八年(1375)改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五年(1392)徙治大同。初领卫二十六,管辖范围:东至北京的居庸关;西起黄河转弯处的偏关,东西延绵千余千米,南北亦有数百千米。其范围之大,实属九边之首。后领卫十四,有大同前卫、后卫、左卫、阳和、天成、威远、平鲁、云川、玉林、镇鲁、高山、宣德、东胜。洪武二十九年(1396)置公守冀北道,驻大同,嘉靖中移驻朔州。永乐六年(1408)置巡抚都御史。永乐七年(1409)置大同镇,设镇守总兵官,为镇之最高指挥官。成化七年(1471)设巡抚。正德八年(1513)设总制,辖13卫所,823堡寨,307座墩台。大同分4道,辖9路,驻军最多时达135778员,战马51654匹。时有“大同士马甲天下”之称。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廷派恭顺侯吴惟华攻大同,姜瓖将驻大同李自成农民军将领张天琳等杀死,投降清军。清大同府治大同县,初因明治,领州四县七,隶属山西布政司,后改为山西省。顺治五年(1648)姜瓖降而复叛。次年,多尔衮亲自督战围城达9个多月,城破后,清军对大同进行了最野蛮的屠城,除献姜瓖人头的杨振威等23人及其家属外,其他所有官司吏兵民尽行杀戮,并将大同城墙拆去5尺。大同变成一座荒城,大同废,不立官,府移治阳和卫,名阳和府。大同县移治怀仁县西安堡。直到顺治九年(1652)府县才复还故址,从附近移民逐渐复兴。顺治十三年(1656)裁宣大总督,置山西总督,驻大同。康熙四年(1665)裁总督,并入雁门道。雍正四年(1726)于右玉林卫置朔平府并废除明代卫所,改天镇卫为天镇县,阳高卫为阳高县,左云川卫为左云县,右玉林卫为右玉县,平虏卫为平鲁县。大同府治所大同县,辖浑源、应州、大同、怀仁、山阴、阳高、天镇、广灵、灵丘二州七县和丰镇厅。清末大同县辖580村,城东194村,城南177村,城西91村,城北118村。朔平府治所右玉县,辖右玉、左云、平鲁、朔州、马邑。

民国元年(1912)大同废府留县,大同县属北路观察使。民国2年(1913)5月置雁门道,治大同,辖雁北13县、忻县地区13县,共26县。后晋北镇守使在大同驻扎。民国16年(1927)废道后,大同为县,直属山西省,县辖5个行政区,9街585村。

抗日战争时期,大同地区行政区划为三种。日伪行政区划:1937年9月13日上午,日本关东军侵占大同城,10月15日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隶属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统辖雁北13县;1939年9月改为伪“晋北政厅”,隶属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3年又改为伪“大同省公署”,隶属伪“蒙古自治邦政府”。大同县划为2街、22个联合村。

国民党行政区划:1937年9月至1939年12月为山西省每一个行政区和第二行政区。第一行政区治所五台,属县十攻,在大同地区有灵丘、广灵、浑源、应县、山阴、怀仁、大同、阳高、天镇9县。第二行政区治所岢岚,属县十三,在大同地区的有朔县,平鲁、左云、右玉4县。

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区划:东雁北:1937年年底属晋东北十八县政治主任公署,1938年6月改为晋东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0年2月成立第二专员公署,属县有灵丘、繁峙、广灵、浑源、应山县。归晋察冀北岳区管辖。西雁北(大同以西):1937年冬属晋西北根据地,1940年建立晋西北民主政权。1941年8月属晋西北行政公署,1943年11月,改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归晋绥边区管辖。

1945年8月,大同被国民党阎锡山政府所统治,恢复事变前原县建制,仍属山西省,辖5个区,86个治村。成立卫戍司令部和城防司令部,建立雁北“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大同领导组”,管辖雁北各县,分第十、十一两个专署。第十区辖大同、怀仁、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丘7县;第十一区辖右玉、山阴、应县、左云、平鲁、偏关6县。行政督察员兼保安司令。1947年军政分家,改为“山西省政府大同行政公署”,大同县辖4区、30街、70治村。“雁北专员公署”、“雁北城防司令部”驻在大同城内。到1948年雁北13县政府流亡大同,大同城内集中了国民党行政组织机关22个、党务机关7个、特务机关11个。

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改东雁北二专署为第五专署,属县有灵丘、繁峙、浑源、应县、代县、山阴、大同、阳高、怀仁。1946年5月,第五专署改为冀晋区第一专署,1949年2月,撤销晋绥边区,西雁北划为晋西北区,设置晋西北行政公署雁北分署。

1982年2月16日国务院公布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大同为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1985年1月国务院批准大同市为全国13个较大的市之一。

1993年7月10日,雁北地区撤销,地市合并,怀仁、应县、右玉三县划归朔州市。天镇、阳高、广灵、灵丘、浑源、左云、大同7县划归大同市,实行市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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