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汉唐文化城,济南为什么能成国家中心城市

福州汉唐文化城，济南为什么能成国家中心城市？

如果山东地区有国家中心城市的话，济南变成中心城市概率只有5%，青岛变成国家中心城市概率是95%。

不管是从经济上、人口上，还是在知名度上，济南远远都不如青岛。

在2019年经济数据中，青岛的经济GDP就已经突破了1.15万亿，而济南只有9500亿左右。

从人口角度上，青岛是山东省第二大人口大市，仅次于临沂，有接近950万的人口，而济南处人口要比青岛少去将近100万人口。

从城市房价上，青岛房价均价在2.1万左右，而济南只有1.54万。

纵观世界发达城市房价，和全国各省份最好的城市房价，你会发现，除开福建省厦门市的房价是特例外，其他所有的省份都是第一大中心城市的房价，要遥遥领先第二大中心城市。

房价其实就是体现到一个土地价值和年轻人的需求，只有有更多的年轻人流入到青岛，才会推动青岛的房价。

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我们可以看到青岛比济南要远远高出一大截。

另外，青岛还是五个计划单列市，是北方非常重要的中心城市。

发展好青岛，其实对整个山东有非常大的作用。

青岛是一个靠海的城市，而济南他是一个内陆城市，中部地区黄河流域已经有了郑州市这个中心城市，所以济南会变成中心城市的概率并不大。

青岛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国际门户，对于很多世界的人来说，都知道青岛这个城市，而对于很多世界人来说，济南却不太知道。

目前角度来看，东部沿海城市仍然有多个发达中心城市仍没有获得国家中心城市，大家都只能争创国家中心城市。

不管最后是青岛还是济南，或者两个都没有，那么要有平常心来对待。

城市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上，建立在人口上，建立在城市的治理环境上。

支持青岛，就是支持山东，山东是一个有着上亿人口的省份，人口数量仅次于广东，而且山东经济目前全国第四，还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以上仅是我的个人见解，如有认同或不认同，可以跟帖讨论点赞，谢谢！

如何用一句方言口音道出你的家乡在哪里？

别逗了，福建方言一村一腔，百里地就连老福建也听不懂，我可用一百种腔调形容是福建人，用普通话根夲标不岀同音字，比如門字分成两个字……，

常用字，我，福州人，nan,ga,长乐人an,nuei,不好意思，怎么标也标不像。

说个方言笑话；话说解放初期，一个三野兵（叶飞带来的）在福州市指挥人走人行道说：上面走。福州话同音字意思是：生不漂亮。一个中年妇女正对着他，以为笑她生不漂亮，恼火，抬头看他，入眼的是一张麻脸，襒脸回曰：ji平音（机）ga平音下半音,ma阳平下半声（麻马的中间音），meing(猛美的中间音)意思是；自己麻脸，还说我生不漂亮。

如用方言表达那里人，即使我能描述大家也说不懂。如有机会老夫可讲一百个关于方言的笑话。

为什么古代衙门门口要放中国没有的狮子？

门口的石狮子,本质上是瑞兽。

作为瑞兽的狮子，它除了起到震慑威严的作用外，还有保佑、吉祥如意的寓意。

老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基本上不算瑞兽。

中华文化中，瑞兽文化是非常久远和丰富的。以龙为代表的传说中的瑞兽有很多。

这其中的发展和使用习惯，不光和来自民间百姓的传统民俗有关，还和各时代的帝王喜好和禁忌息息相关。狮子与老虎形象和脾气类似，甚至能生育出共同后代，可这两种猛兽在传统文化形象中却是大为不同。

我们先说一下老虎。民间百姓对于老虎，可谓爱你不容易。

今天我国境内野生的虎，只有东北边境地区有东北虎出没，剩下的都在动物园中供人观赏了。

在过去，虎患是一直存在的。在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华南一些地区还组织专门的打虎队清除虎患。湖南通道县在57年时，曾出现过恐怖的百虎围村事件，源于有村民带回来几只虎仔。后来放了虎仔，群虎才退走，也死伤了不少人。

明清时期，各地的老虎伤人，虎患的记载在各地方志中有大量记载。

在人们心中，想到虎，那就是凶狠的猛兽，不会有过多的好的联想。

在文化方面，老虎也是单纯地代表凶戾杀伐。军权的象征用虎符。其它的方面用虎的形象作为文化符号的很少。

另外虎的形象，有个明显的特点，在封建君主时代里，很多地方有所忌讳的。那就是虎头上的王字纹。虽然中国古代帝王，是皇帝，是比王更高的存在，但是也不能谁都可以当王的。

下面再说一下狮子。 我国境内是没有土生土长的狮子的，大约到汉朝时，人们才在同西域交流中，知道狮子的存在，有了狮文化和狮形象的传入。真实的狮子，大多数人更是一辈子也没见过。到清朝末年，能见到真实的活狮子的人也不多。狮子的形象，在华夏百姓心目中，是神秘的存在。虽然狮子本身是顶级的猛兽，不是小猫咪，但是老虎的那种单纯的凶恶形象还是很难凭想象建立起来。大家一提起狮子，就是神秘与威严。这样一来，狮子作为瑞兽的民意基础要比老虎好得多了。

狮子从汉朝时开始为中土所知的同时，还带来了有关狮子的画像雕刻制品等文化艺术形象。在于佛教文化中，狮子作为佛座，香炉形象等等，为中土所熟知。早期的雕刻是把狮子当成守墓兽的。这在汉唐的墓葬中就比较多了。这时的狮子形象融入了许多中华文化风格，比如加入了祥云羽翼等元素，称为辟邪狮子，或者干脆叫辟邪。逐渐形成了以狮子为主体的瑞兽形象。

有关龙生九子的传说中，龙的一子狻猊基本上就是狮子的形象，早期的古代文献很多就直言狻猊就是狮子的另一种称呼。

就像龙的形象一样，一个瑞兽虽然只是虚拟的形象，但是它在民间文化上具有了生命活力，人们喜爱它，它就会发展壮大。

作为中华民间瑞兽的狮子，它的形象也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多姿多彩。

当作镇宅镇门兽的，一般是威猛庄严形的。

一般佛门场合用的狮子，形象则是温柔驯服神态妩媚。

民间狮子吉祥物，多为比较神异的造形，头生角，身上长翅。

狮子虽然是域外种类，狮文化却因为民间的基础广泛，而成为了华夏文化中的第一瑞兽文化，比龙的应用更多。

（图片源于网络）

土地爷与城隍老爷有什么区别？

我们经常可以在农村或是深山里或是在影视剧中看到城隍庙或是土地庙这样的地方，人们经常会去这样的庙中进行祭拜，或是去乞求什么愿望。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似乎城隍老爷的地位要比土地爷的地位要稍高一些，毕竟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使唤土地爷就跟使唤小弟一样，而城隍爷似乎要高高在上一些。那么在古代，城隍和土地之间，到底谁的地位更高一些呢?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城隍，即城市的护卫之神。城隍信仰，在我国由来已久。根据考证，先秦时期出现的“水庸”祭祀(天子八祭之一)就是城隍信仰的早期祭拜形式。”

到了明代，朝廷要求全国各府、州、县均需模仿衙门规制建造一座城隍庙。

城隍是守护城池、护国安邦、统辖亡魂、调和风雨之神，故历代官员在赴任时，都要先到城隍庙内烧香、祭拜、宣誓等，以求城隍护佑一方平安。一般来说，城隍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神灵，而会根据地域的不同有所变化，但最有影响的城隍则以庞玉、周新、霍光、秦裕伯和杨椒山为主。道教在做“超度”道场时，需要发“城隍牒”文书以知照城隍，才能拘解亡魂赴坛受度。在城隍庙中，一般除主祀城隍爷外，两旁还配祀判官和牛头、马面，以及黑白无常等神。

古代传说守护城池的神称为城隍，它是神鬼世界中的一城之主，它的职权范围相当于人世间的县官老爷。道教把城隍当作“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说它能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保谷丰民足。据史料文献记载，早在三国时，即公元239年芜湖就有了城隍庙，其他地方并没有。后来，城隍庙才逐渐遍布全国各地。城隍虽属道教之神，但历代帝王却多重视它的作用，屡次给以加封。后唐末帝李从珂封之为王，元文宗又封及其夫人。城隍本无姓名，自宋代后多以殉国而死的忠烈封为本城城隍。《宋史·苏缄传》记载:“缄殉节于邕州，交州人呼为苏城隍。”

中国的城隍信仰十分流行，全国各地的大小城市一般都有城隍庙(注：在文革期间有一部分已严重损坏)。

在民间，无论是喜事还是丧事，老百姓都会去城隍庙上香求拜。至今，这一信仰仍旧影响着地方民风与日常风俗。

你知道“城隍爷”和“土地爷”的区别吗?

土地爷，又称土地神、土地公。土地神的形象多为穿袍戴帽、拄着拐杖的白发老者。他们衣着朴实，平易近人，慈祥可亲。一般在土地庙中，除供奉土地神外，还有土地奶奶相陪，共享人间香火。

土地神在道教神界当中地位相对较低，但在民间信仰中极为普遍，流行于全国各地。可以说，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有土地庙、土地神。

据记载，早在殷商之时就有祭祀“大地”的活动。汉唐以后，土地庙已遍及各地。

到了明代，土地神更受尊崇。相传，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出生在土地庙中，故土地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发展到了各个地区的城镇、乡村，街头和巷尾之中。

古人认为，土地神能保佑本地百姓的平安，他能让这一方土地免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也能使长出的农作物丰收殷实。

历代上至国家、诸侯，下到官府、乡绅都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进行大型的祭拜活动，是谓“春祀”和“秋祀”。而寻常的百姓家只要是需要时，就会到土地庙中烧香许愿，祈求土地神的保佑。

传农历二月初二为土地公诞辰，八月十五日，为其成道升天日。土地神属于民间信仰中的地方保护神，在民国(1949年)及其以前，凡有汉族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地神的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祀土地神即祭祀大地，现代多属于祈福、保平安、保收成之意，寄托了中国劳动人民一种祛邪、避灾、祈福的美好愿望。

土地神又叫做福德正神、土地公或土地爷，是汉族民间信仰中的地方保护神，流行于全国各地。与城隍不同的是，土地神的管理范围一般认为与人间的村、镇同级，是城隍的下级。

唐宋八大家里谁的官职最大？

这个不用多问吧，当然是王安石了，宋神宗时期是王安石一手主持了变法，他曾两度任相，又两度罢相，为变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得一提的是，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苏轼和苏辙都是明确反对变法的。

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既有唐也有宋，说明这八大家不是来自唐就是来自宋。八大家里面，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都是北宋人，只有柳宗元和韩愈来自唐朝。八人都才华横溢，比如韩愈和柳宗元，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与欧阳修都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同为江西人的王安石、曾巩则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唐宋八大家在文化领域造诣都很高，很受后世推崇，同时，他们在明显的文人标签之外，还有另外一层身份，那就是官员，八人全部都学而优则仕，都曾经在官场上浸淫很多年。在学术造诣不相上下的同时，他们在官场上的境遇也出现了两极分化。

唐宋八大家，在文化上的成就要远远超过政治上。尽管他们最后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了官场，个个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但这八个人，除了王安石，其他几人虽都历经官场浮沉，却无人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抱负，更多的是被政见不合者排挤、贬谪，一生抑郁不快，生前饱受政治排挤和攻击，死后却得到了无比推崇。

这其中，唐宋八大家仅有两位来自唐朝的大文豪韩愈和柳宗元，在官场上都是极为失意的。韩愈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才登科及第，先任地方节度使推官，贞元十九年（803年）破格晋升为监察御史，又因耿直敢言，遭人谗害，贬为连山县令，此后长期任官地方，即便短暂回京，也是担任国子博士、员外郎、中书舍人这样的小官。元和年间，宪宗迎佛骨于长安，韩愈上书谏止，被贬至潮州当了多年刺史，直到晚年才遇赦回京，官至正四品的吏部侍郎，这已经是韩愈当过的最大的官了。长庆四年（824年），五十七岁的韩愈病逝，朝廷追赠其礼部尚书（正三品），谥号“文”，故称“韩文公”。

而柳宗元，在官场上比韩愈还失意，唐德宗驾崩后，年轻的顺宗皇帝在宦官俱文珍等人的支持下继位，当时在朝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支持王叔文发起的“永贞革新”。而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乘着顺宗病重，拥立太子李纯继位，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遭到无情打压，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死，受到牵连的柳宗元从此走上了谪贬之路，被贬任永州司马长达十年，元和十年（815年）刚遇赦回京，便再一次无辜卷入政治斗争，远贬为柳州刺史，在柳州生活四年后病逝于当地。柳宗元长期在地方为官，一生政治不得意，境遇比韩愈还差。

再说到“三苏”，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苏轼、苏澈父子三人独占三席。三苏之中，除了苏洵，苏轼和苏辙兄弟在官场上的成就可谓有着天壤之别。苏洵当官时间很晚，一生也只当过秘书省校书郎这样的小官，但他的两个儿子同榜进士后，却牵绊于变法，屡受新党打击。宋神宗时期，苏轼在地方上当过好几年知府，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新党借此案大肆对他进行打击。直到哲宗即位后，苏轼被再复起用，在朝先后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可惜，苏轼此前虽远离朝堂之争，但对他的诬告陷害却并没有停止，苏轼最后被破自请出知杭州。哲宗亲政后，此前沉寂许久的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7年年）已经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远贬至荒芜的边远海盗之地儋州（今海南儋州）。苏轼在儋州生活了三年，落下了一身的病，直到宋徽宗即位后，才遇赦返京，途中病逝于江苏常州。宋高宗在位时，苏轼被追赠为太师。可以说，苏轼官场浮沉几十年，夹在新、旧党中间，境遇是很不如意的，他长期在地方为官，多次受到诬告陷害，与其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形成对比的是，苏轼的官场生涯始终没有什么突破。

苏辙也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受到打击，担任过河南留守推官和其他地方职务。不过，在宋哲宗亲政后，旧党得到重用，朝廷将在安徽歙州绩溪县任县令的苏辙召回。当时执政的欧阳修很是欣赏苏辙，也因此苏辙在官场上混的要好过他哥哥，先后担任过吏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中大夫、尚书右丞（正二品）等要职。由于苏轼在朝廷屡遭排挤，乞求外任，苏辙也随兄连上四札同求外任，但朝廷不允，而是继续重用他。元祐七年（1092年）四月，苏辙被朝廷任命为代理太尉，两个月后，升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北宋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为宰相。又另置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副相。也就是说，苏辙曾短暂当过副宰相，这是三苏之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一人了。但很可惜，一年后的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后新党再一次得势，一向反对熙宁变法的苏辙再一次连遭贬斥，哥哥苏轼被贬到海南，他则被贬于雷州，直到徽宗继位才遇赦北返，此后便远离朝堂，不问政事。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逝世，高宗时期追赠太师。

唐宋八大家中名气最低的曾巩，则长期在地方为官，从未在中枢担任过要职，这可能与他以史学才能出名而缺乏政治能力有关，在朝廷担任的也多是修撰、太常寺卿之类的文职。从熙宁五年（1072年）后，曾巩便长期在地方担任知府，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府，在地方上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很受当地百姓爱戴。总的来说，曾巩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突破，少在京师而多任地方。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的文学成就极高，《新唐书》由他主修，自撰《新五代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史学巨著。而在文学上独树造诣的同时，欧阳修在政治上的地位丝毫不亚于他在北宋文坛的地位。自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以来，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与王安石同朝为官，却因为政见不合而同僚倪墙。仁宗前期，欧阳修因为支持范仲淹改革而受到反对派打击，因此在政坛没有什么建树。但仁宗爱惜人才，对欧阳修仍相当重用，嘉祐三年（1058年），欧阳修便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两年后（1060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正二品），后又任刑部、兵部尚书等朝廷要职。欧阳修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作为旧党领袖，宋神宗对他学问极为欣赏，又因为是三朝元老，而始终不以其与王安石变法相突而弃之不用，也因此，欧阳修在神宗一朝得以继续发挥作用，虽然此时已经步入晚年的欧阳修所任之职皆为虚职，如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熙宁五年（1072年）欧阳修逝世，获赠太子太师。而欧阳修身后，对他的褒封却也持续不断，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加赠太师，追封康国公。此后历经多次追封，在徽宗政和三年（1114年），以楚国公止之。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的地位不亚于王安石，是与王安石变法公然对抗的旧党领袖，深得三朝（仁宗、英宗、神宗）皇帝的重用，身前位列枢臣（宰相），死后一再追封，在文坛和政坛都成绩斐然。

唐宋八大家中，政治地位最高，官当的最大的非王安石莫属。欧阳修于王安石有提携之恩，但当王安石以变法求变的时候，欧阳修却极力反对，新党与旧党之间激烈碰撞，直接导致苏轼和苏辙等人在仕途上屡受排挤，长期郁郁不得志。宋神宗是北宋颇有作为的一位皇帝，面对已经积弊日久的北宋王朝，他大胆起用青年才俊王安石，励行变革，寻求强国之道。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入阁参与国政。一年后（1070年）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此职在北宋虽然品级不是最高的，但地位却和宰相相当。也正是在这一年，王安石大力发起变法，然而，变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新、旧两党在朝中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吵，导致王安石先后两度罢相又两度起用，中间被迫出知地方。王安石第二次任相时，对变法依然保持热情的宋神宗再一次对他寄予厚望，拜之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令其总揽朝政，主持变法。然而，待到宋神宗驾崩，变法不得不中道而止。哲宗皇帝在位，在高太后的主持下，欧阳修拜相，新法被全面废除，失望至极的王安石在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病逝。宋徽宗继位后，新党得到重用，王安石在政和三年（1113年）被追封为舒王。到高宗时期，又遭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被降从祀于庙廷。

唐宋八大家在文学上的成就是极高的，但与之相反的是，他们在官场上的境遇却各不相同。这其中，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在仕途长期不顺，屡屡被贬斥，苏洵入仕时间较晚，因为年龄原因所以当的多是闲职，曾巩则长期在地方为官，文人气质明显。而苏辙、欧阳修和王安石算是在官场上成就最高的，苏辙曾短暂为副相，而欧阳修作为旧党领袖，在哲宗时期曾短暂拜相，当然，只有王安石，超越了其他七人，两度任相又两度罢相在北宋本身就不多见，死后还被追封舒王，更是为其他七人所不及，因此，唐宋八大家中，官职最大的自然非王安石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