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th2000,纳粹德国在二战中闪电战歼灭苏军最多的战役是哪一个

2023-10-05 111阅读 0评论

myth2000，纳粹德国在二战中闪电战歼灭苏军最多的战役是哪一个？

首先说明，“闪电战”这一术语在德国军事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

有关二战期间德国“闪电战”有两种解释：

The Blitz（闪电战）——二战期间，该术语最早出现在英国媒体的报道中。德语Blitz译成中文就是“闪电”。The Blitz泛指1940年-1941年期间德国对英国实施的轰炸行动。

Blitzkrieg（闪电战）——德国波兰入侵后，西方媒体用这一术语来形容德国装甲部队的作战方式。Blitzkrieg同样是德语词组，它由“Blitz”+“krieg”组成，krieg德语意为“战争”。Blitzkrieg最早出现在1935年的德国军事期刊《Deutsche Wehr》（德意志国防）中，其中涉及速战速决的作战方式。1939-1941年期间，由于德军机动作战的方式在一些战役中取得了成功，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大量采用了Blitzkrieg这一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Blitzkrieg这一术语在德国和英语国家中大量出现，但德国国防军从未将其作为官方军事用语，除非是为了舆论宣传。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基督学院院士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表示，连希特勒本人都称Blitzkrieg一词为“ein ganz blödsinniges Wort”（完全愚蠢的单词）。1941年11月，希特勒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我从未使用过Blitzkrieg（闪电战）一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词”。1942年1月上旬，希特勒将这个词称为“意大利语”（意思是意大利语翻译而来）。

二战期间，一些德国高级将领也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异议。其中包括空军上将库尔特·斯图登特（Kurt Student），陆军上将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二战后，联邦德国国防军将军约翰·阿道夫·格拉夫·冯·基尔曼塞格（Johann Adolf Friedrich William Graf von Kielmansegg）也质疑这一说法。

在这说明一下，我们国内很多称库尔特·斯图登特和弗朗茨·哈尔德为大将，我为什么在这译成上将，在此详细解释一下。库尔特·斯图登特和弗朗茨·哈尔德的军衔为“Generaloberst”，德语Generaloberst是由“General”+“oberst”组合而成，其中General译成中文：将军，oberst译成中文：上校、最高。Generaloberst直译就是“上校将军”或者“最高将军”，与北约标准军衔等级对应，就相当于四星上将。二战期间，美军专门针对怎样识别德国军队的军衔出了一本参照手册。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将德国军衔等级与北约军衔等级来进行等效对比。因此，英语一般将“Generaloberst”译成“General”（上将）或者“Colonel General”。（下图资料来源——维基百科。中文是我加上的，以便理解）

言归正传。联邦德国基尔曼塞格将军断言，很多人之所以夸张的称为“闪电战”，无非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突然冒出的临时解决方案”（意思就是找一个合理的借口，或者找回点“面子”）。库尔特·斯图登特则将其描述为“在当时环境下自然产生的想法”，作为面临挑战的回应，国防军从未将“闪电战”用于军事学说和军事理论中。

Blitzkrieg（闪电战）一词的由来至今尚无明确定论。不管战前还是战时，德国陆军和空军的军事理论或手册中从来就没有这一论题，根本不存在什么“闪电战的统一概念”。1939年以前，这个词在德国军事报刊中从没有提到过。德国联邦国防军军事历史研究办公室最新研究发现，至今只在20世纪30年代的两篇涉及军事的文章中使用了该术语，意思仅限于表示快速取得战略胜利，而不是什么新军事理论和学说。

2005年，德国军事历史学家、联邦德国军事历史研究办公室高级研究员卡尔·海因茨·弗里泽（Karl Heinz Frieser）对此作出总结：“闪电战是德国指挥官依据传统军事原则并结合最新军事技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确的部队’这些有利条件下创造出来的结果”。现代历史学家只是随意地用这个词来描述二战初期德国军队的机动作战方式，而不是作为一种理论来阐述。根据弗里斯的观点，在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关于机动联合作战编队的构想中，于作战层面上，Blitzkrieg（闪电战）可以作为现代机动战的代名词。

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制定的现行的一般通用语辞典（古今德语语言词汇查询系统）——德语电子辞典“DWDS”中，“Blitzkrieg”的解释是：“集中强大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用来对抗较弱的对手，以快速取得决定性胜利。”不过这种解释有点类似于我们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思想之一，毛主席说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战后关于Blitzkrieg（闪电战）的争议

我们国内“某度百科”词条的解释是“闪电战理论是古德里安创造的”？！这种说法太草率，不严谨。因为迄今为止，世界军事历史中关于Blitzkrieg（闪电战）这一术语都还没有如此肯定，何来“理论”一说？

尽管有些历史学家仍支持“闪电战”是一种军事学说。支持这一说法的历史学家认为，“闪电战是德国军队的作战理论，也是第三帝国领导层制定政策和经济计划时所依据的战略概念”。

但是，这种“闪电战理论”遭到其他历史学家的批评。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的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在80年代就批评“基于闪电战的经济学”这一观点，他指出，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纳粹德国政府自己都认为能够解决重整军备带来的经济问题。连战后幸存下来的德国经济学家和总参谋长都否认德国是依据“闪电战理论”来发动战争。其实希特勒早就为发动战争做好了准备。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德国军事历史专家罗伯特·西蒂诺（Robert Citino）指出：“‘闪电战’不是一个学说，不是一个作战计划，甚至不是一个战术体系。实际上，它根本不存在，至少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存在。德国人从未在任何实际意义中使用‘闪电战’一词，几乎从未在引号之外使用过（意思是指很正式、很专业的采用）。它仅仅意味着快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许多军事作家和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德国人并没有发明一种新的战争理论，而只是将新技术应用到Bewegungskrieg（德语意为：机动战）这个传统观念中，用以快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针对“闪电战”是军事理论这一问题，很多学术史学家表示，“闪电战军事理论”这一概念只是个神话。他们认为，闪电战学说的显著特征是“完全缺少一个连贯的理论基础”，它只是作为一种冒险的、在最后一刻拼凑一起的“临时解决方案”。约翰·保罗·哈里斯（john paul harris）在《The Myth of Blitzkrieg》（闪电战的神话）中指出：“这个词是1939年9月由《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创造的，没有证据表明，德国军事思想中发展出了‘闪电战理论’”。

最后，卡尔·海因茨·弗里泽，英国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和理查德·奥弗里，以色列国防军作战理论研究所创始人西蒙·纳万（Shimon Naveh）得出结论，“闪电战理论”根本就是一个神话。

而恰恰是因为50年代初期的文学作品才将“闪电战”演变成一种历史性的军事理论。其主要来自于战后古德里安的英文版回忆录《Panzer Leader》（装甲领袖，也有译成“闪击英雄”），德文原版是《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士兵的回忆）。在英文版回忆录中，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古德里安都将自己塑造成“装甲之父”和“闪电战理论”的开拓者、倡导者。

德文原版的回忆录首次于1950年出版。这本书曾作为德国装甲部队历史发展的唯一资料来源，因为当时德国很多军事资料被放错地方或丢失了。一些历史学家就是根据这本回忆录来解释一些历史事件，随后的传记作家又通过修改将其美化，进而支持“闪电战理论”这一神话故事。

1952年，古德里安的回忆录被译成英文再次出版。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罗勒·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为该英文版序了前言，罗勒·利德尔·哈特要求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说明，其军事理论是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利德尔·哈特是战后最具争议的人物，很多历史学家对其军事理论提出质疑。近年来，历史学家们发现，利德尔·哈特大量歪曲和捏造事实，包括在宣扬“隆美尔神话”方面影响极大。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两个方面：

古德里安的德文原版回忆录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过罗勒·利德尔·哈特的军事理论；

英国军事历史作家肯尼斯·约翰·麦克塞（Kenneth John Macksey）是利德尔·哈特的主要反对者。麦克塞从古德里安儿子手中找到了利德尔·哈特写给古德里安的原始信件，在信中利德尔·哈特希望古德里安同意，是因为他提出的装甲作战思想而促成了古德里安的“闪击战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英文版的回忆录和德文原版的内容出入相当大的根本原因。

然而，令古德里安没有料到的是，利德尔·哈特会借此大肆宣扬。另外，两名德国将军埃里希·冯·曼斯坦（Erich von Manstein）和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的家属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1968年，当利德尔·哈特被问及此事，以及有关古德里安回忆录英、德两版之间的差异时，利德尔·哈特的回答表面上很严肃认真，但却毫无意义，等于没说。他表示：“我与古德里安本人的通信文件中没有任何其他问题，除了……我感谢了他……“。

话说回来，虽然不认同古德里安是“装甲之父”以及“闪电战理论”的创建者，但历史学家们还是普遍认为，古德里安是一位出色的将军，一流的战术家，并且对德国装甲部队的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其军事才能不可低估。

尽管“闪电战”这一术语不是军事理论，仅仅是一种作战方式。但作为一种代名词在当今还是相当流行。最后回到正题——纳粹德国在二战中闪电战歼灭苏军最多的战役是哪一个？

关于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难度！针对苏联发动的速战速决战术（所谓“闪电战”）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具体要细化到“歼灭苏军最多的战役是哪一个？”那就是“巴巴罗萨行动”中的斯摩棱斯克战役。

斯摩棱斯克战役（1941年7月10日-9月10日）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市周边展开，因为斯摩棱斯克是通往莫斯科的必经之地。

德军按计划要求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越过第聂伯河，从斯摩棱斯克南面发动进攻；赫尔曼·霍特的第3装甲集团从北部包围斯摩棱斯克。

在德军还没有发动进攻前，苏联红军就首先发起了反攻。7月6日，苏联第20集团军第7、第5机械化军约1500辆坦克在莱皮埃尔附近发动了进攻。可是未曾想到，其结果是一场灾难。因为苏军直接攻入了德军第7装甲师的反坦克防御阵地，这两个苏联机械化军团几乎被全部歼灭。

7月10日，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开始对第聂伯河发起突袭，很快就击溃了苏联第13集团军。苏联第13集团军损失了5个师后被迫撤退。当德军两个装甲集团向东推进后，斯摩棱斯克一带的苏军第20、第19及第16集团军面临着被包围。

在斯摩棱斯克南面，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继续快速推进。在北部，德军第3装甲集团的前进速度要慢得多，由于是沼泽地带，下雨使情况变得更糟。

7月16日，古德里安的第29摩托化师在第17装甲师的支援下攻入斯摩棱斯克，占领了除郊区以外的所有城镇，并与苏联第16军展开了为期一周的巷战，阻止其反攻。7月18日，德军两个装甲集团的包围钳子距离相差16公里。

紧接着，苏联方面，季莫申科派刚刚晋升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从乌克兰阵线赶来负责组建一支临时部队以阻止德军的攻势，庆幸的是，这支部队有效的阻止了德军第7装甲师不断的增援进攻。由于德军的钳子未能及时封闭包围缺口，使得苏联红军得以逃脱。

7月27日，德国人终于成功地将斯摩棱斯克以东的地区连成一体。并把红军第16、第19和第20军的大部分围困了起来。几天后，在斯摩棱斯克前线苏军的帮助下，苏联第20军带领部队成功突围。德军也重新建立了包围圈并开始清除苏军，最终俘虏了约三十万苏联红军。

在这一首战阶段，苏联红军伤亡50000人，约三十万人被俘，损失坦克700辆。

在整个斯摩棱斯克战役期间，苏军共牺牲186144人，273803人受伤，300000被俘，被德军摧毁和缴获了3273辆坦克，903架飞机被摧毁。

德军方面，死亡29650人，100327人受伤，5682失踪，214辆坦克被摧毁。

斯摩棱斯克战役是苏联红军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又一次严重惨败。尽管苏联红军组织了反击，可结果变成了一场军事灾难。

口述史学对历史学研究有何意义？

现代口述史学（oral history）自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诞生开始，经过将近70年的发展，它已经发展成为一场跨学科和跨地域的国际性运动，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一支极富生命力的新兴学术力量，更是被众多学者视为是一种可不估量的和令人注目的20世纪历史的研究方法。（Alistair Thomson, “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85, No.2, 1998, p.584.）它不仅可以用来补充和印证文献资料的不足与缺陷；改变历史研究的关注焦点和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促进历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更新；受到其它学科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应用；而且，它还能破除师生之间、代际之间、课堂与社会之间的隔阂，成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改革手段。概括而言，口述史学对于历史学研究的价值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listair Thomson

（一）口述史学有助于填补或弥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不足，同时还能印证文献资料的缺陷。

历史上有很多事件或经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无法留下文字记录，但事后又必须了解它的历史真相，补救的办法只好对当事人、目击者或知情人进行口述访谈，收集口述证词。而口述史学正好“提供了进入这些领域的机会，包括没有写自传的重要领导人的生活和受压迫、处于边缘人们的隐藏的历史”。（Alistair Thomson, “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85, No.2, 1998, p.584.）

在英美等国家，口述史学在早期的发展主要是应用于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商业领袖和专业人士等精英人物的传记写作中。比如，英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唐诺休（Bernard Donoughue）和乔治·琼斯（George W. Jones）在撰写20世纪30-40年代英国工党领袖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的传记时，由于莫里森留下的私人记录相当有限，他们只能寻找他的同事、下属和亲戚朋友来回忆其生活故事与政治生涯，访谈对象达到300多人。（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ird edition, 2000, pp.93-94.）

Herbert Morrison

此外，口述历史还可以印证文献资料的缺陷。历史学家在运用史料中，由于过去的历史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官方文献记载，不免存在某些缺陷。比如，在劳工史研究中，对于工人的生活、工作、社会福利、家庭的记录都是由官方记录和保存的，显然其中存在不少偏见，这样便可以采访当时的普通工人、管理人员和雇主，如此得到的口述证词便可以与原先的文献资料相互左证，以还原或重建更加真实的历史图景。甚至，有些口述历史学家更加强调口述资料相对于文献资料的优势所在，美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斯坦利·维斯塔尔（Stanley Vestal）在撰写美国印第安人一部落首领希亭·布尔（Sitting Bull）的生活故事时就共同使用了文献和口述资料，他认为我们总是赋予印刷出版物以更多的权威性。而实际上，在访谈中，我们有许多机会来检验口述者的诚实、能力和知识。（Herbert H. Hoover, “Oral History in theUnited States,”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92.）而相对来说，文献资料一经形成就很难考证（尽管可以通过其它文献资料来佐证），而经由访谈获得的口述资料可以通过多次访谈或交叉访谈（寻找其它受访者）来进一步核实其真实性和可靠性。长期致力于口述历史研究的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就认为通过口述证词能够获得一条通向真实的、未受破坏的和未受影响的历史的特殊或特权之路，口述历史学家利用的证据和资料是特别自然的、未加修饰的和未受控制的。（Raphael Samuel, “Myth and History: A First Reading,” Oral History, Vol.16, No.1, 1988, p.15.）

Raphael Samuel

（二）口述史学在内容上改变了传统历史研究的关注焦点，并且拓宽和深化了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视野。

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史家的著作中，精英人物一直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历史学家的眼光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全部领域，而集中在决策者身上，集中在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杰出人物身上。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大众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没有历史价值，唯独意识领域才值得史学家去观察。”（伊格尔斯：《导言：从历史角度看历史研究的变革》，载伊格尔斯（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页。）借助于口述历史便可以探索没有记载的过去的历史的诸多方面，比如人际关系、家庭生活、工会职员活动、妇女儿童状况、老年生活和秘密组织的性质等等。正如保罗·汤普森所说：“口述历史可以提供一种关于过去的更为现实和公平的重建，也能够向既定的叙述提出一种挑战。”（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ird edition, 2000, p.7.）

比如，通过采访老年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关于日常生活、劳动和各种经历的回忆而写出的民众生活史可以生动地描绘出当时工人就业的不稳定、周期性的贫困、酗酒、怠惰以及周期性的经济萧条等情况，从中我们便可以了解到工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在美国，有一个学生口述历史计划“奶奶，你在战争中做什么？”（What Did You Do in the War, Grandma?）就是专门采访经历二战的普通民众和士兵，并且记录他们（她们）的感受。（该计划网站：http://www.stg.brown.edu/projects/WWII_Women/tocCS.html。）显然，口述历史更为仔细地、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它提供对过去事件的主观或个人理解的丰富证据：面对结婚、火灾以及在集中营面临死亡的感受。”（Alistair Thomson, “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85, No.2, 1998, p.584.）

研究对象在从精英人物转向普通人物的同时，欧洲中心论也开始受到非洲中心论或非亚中心论的挑战。二战以后，殖民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迅速崛起，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在这些殖民地国家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带有极强的殖民主义色彩和种族偏见，唯独通过采访当地居民才能纠正文字史料的偏见。

在非洲，口述历史工作者积极地从事口述史学研究，并且取得相当大的成就。肯尼亚学者沃恩乔希曾指出，非洲人自己出版的报刊、书籍和口述历史资料目前已成为肯尼亚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争取自由权利的鼓舞力量和信息来源。而且，口述史学也取得国际非洲史学界的广泛认可，1965年国际非洲史学家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口头传统“是研究非洲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彭卫和孟庆顺：《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5页。）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非洲地区也创立了许多口述历史计划，比如西开普口述历史计划（The Western Cape Oral History Project），该计划开始于1984年，其目的旨在推动开普敦口述史学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400多个口述历史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当地的昔日居民、码头工人、国内劳工、理发匠以及政治激进主义者等等。（该计划网站：http://web.uct.ac.za/depts/history/ohp1.htm。）同时，在亚洲，一些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也成为纠正殖民史观，书写属于本民族和本地区的自我历史的一种重要手段，这对于促进历史记忆的“去殖民化”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有关东南亚地区的口述史学研究请参见：Patricia Pui Huen Lim, James H. Morrison and Kwa Chong Guan, eds., Oral History in Southeast Asia: Theory and Method,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nd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8.）

正是随着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口述史学不断拓宽和深化了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视野。到目前为止，口述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科学史、劳工史、妇女史、族裔史、城市史、儿童史、家庭（家族）史、小区（乡村）史、机构（企业、团体）史、宗教史和运动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提供新的历史证据与研究视角。（有关口述史学在这些部分分支学科中的应用，请参见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ird edition, 2000, pp.82-117.）

（三）口述史学不仅促进了历史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同时其本身也受到其它学科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应用。

如上所述，随着现代科学知识的分化与整合，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历史学研究呈现显著的跨学科发展趋势。而作为顺应这种趋势而诞生的现代口述史学因其本身的跨学科性而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对于其它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吸收与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一种重要方法，口述史学充分吸收与借鉴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产生的叙事学、文本理论、批判理论、交际理论、性别理论、扎根理论、文化研究和记忆研究等相关领域的重要理论与方法，这也是口述史学超越“作为一种收集与保存口述资料的方法”的传统角色而逐渐迈向学科化和理论化的重要因素。这些跨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口述史学研究中的“先行先试”也极大地促进了整个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革新。

同时，口述史学也引起了其它学科的广泛兴趣，并在推动跨学科应用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综观口述史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它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学（社区研究）、人类学、民俗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民族志、族裔研究、医学（老年医学、叙事医学）、心理学、建筑学、犯罪学、妇女（性别）研究、赋权研究（政治和解、社会正义、法律诉讼、残障研究）、传记研究、移民研究、灾难研究、文化研究、LGBT研究（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研究）与媒体研究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

举例而言，在医学领域，已经有众多学者将口述史学用于老年医学与怀旧治疗等临床试验，希望通过口述历史为那些经历老年失忆与心理创伤的患者提供医学治疗，甚至逐渐发展出一门新兴学科——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详细内容请参见Mary Marshall Clark, “Holocaust Video Testimony, Oral History and Narrative Medicine: The Struggle Against Indifference,”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Vol.24, No.2, 2005, pp.266-282; Joanna Bornat and Josie Tetley, eds., Oral History and Ageing, London: Centre for Policy on Ageing, 2010.）近十年来，口述史学在艾滋病等疾病治疗与护理中的应用也日渐受到重视。

在妇女、农民、土著以及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研究中，口述史学不仅被用来挖掘他（她）们的沉默声音，同时也逐渐成为他们要求获得社会认可和提高政治经济权利的极其重要的赋权（empowerment）工具，其政治性日益突显。

而在灾难研究领域，近年来，口述史学也成为记录、理解与反思灾难事件与灾难记忆的重要手段。正是如此，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Katrina Hurricane）、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等重大灾难之后，相关部门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口述史计划。而且，灾难口述历史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积极关注，近年来，美国主流史学杂志《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和《口述历史评论》（Oral History Review）都频繁刊登相关研究成果，而讨论焦点大都集中于灾难（创伤）记忆，甚至思考口述历史对于治疗创伤记忆的医疗价值。

（四）口述史学不仅是收集史料与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历史与相关学科的教育手段。

现代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它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各地历史和相关学科教育的最为重要的教学方法之一。它不仅适用于中小学、大学与研究生教育，同时也广泛应用于小区和继续教育；同时，从应用专业来说，它已经超越历史而成为包括英文、新闻学、文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和戏剧学等众多学科的重要教育手段。尽管，口述史学也并非是摆脱现代教育困境的灵丹妙药，可是对于那些曾经应用这种方法的教师和学生来说，它的确是一种值得尝试和努力探索的改革方向。正如美国口述历史教育家联盟（Consortium of Oral History Educators）前任主席巴里·兰曼（Barry A. Lanman）所说，“口述历史教育被证明能够以一种富有意义的和深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要求”。（Barry A. Lanman and Laura M. Wendling, eds., Prepa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Oral Historians: An Anthology of Oral History Education,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06, p.xvii.）

在美国，“狐火计划”（Foxfire Project）被认为是口述历史教育真正兴起的标志。这项结合了口述历史、民俗学、地方史与英文写作等多种元素为一体的中学教学计划，它由乔治亚州雷本郡盖普－娜库奇中学（Rabun Gap-Nacoochee School）英语教师埃利奥特·威金顿（Eliot Wigginton）于1966年倡导创建。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威金顿试图改变他的教学方法，于是他建议创办一份杂志，让学生通过口述历史访谈来搜集当地社区的历史变迁及其居民的民俗与生活故事，这便是“狐火计划”的开始。（Eliot Wigginton, ed., The Foxfire Book,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2, pp.9-10.）在狐火基金会（Foxfire Fund）、威金顿和历届学生的共同努力下，经过40多年的发展，“狐火计划”已经成为一项集杂志、书籍、电台、电视、电影、戏剧和网络等多媒介应用与“狐火教学与学习方法”（Foxfire Approach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培训为一体的口述历史教学计划。

正如巴里·兰曼所说，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试验与创新，越来越多的教育者相信口述史学能够提供一种结合课堂、社区、现代技术与学生的课程策略，以形成一种相互关联的和激励的学术环境。（Barry Lanman, “The Use of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1974 and 1987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Surveys,” Oral History Review, Vol.17, No.1, 1989, pp.225-226.）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探索，口述历史教育已经步入了一个较为良性的发展轨道。它或许不是摆脱现代教育困境的灵丹妙药，可是对于那些实践者来说，口述历史教育确实是一种值得尝试和努力探索的改革方向。

Barry Lanman

综上所述，口述史学使得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从故纸堆中解放出来，深入到现实生活之中，直接倾听来自人们的心声。保罗·汤普森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足以精辟地总结口述史学的价值与作用：“口述历史是一种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注入了活力，并拓宽了其视野。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包括不被人知晓的大多数人。它鼓励教师与学生成为工作伙伴。它将历史带入社群，又从中引出历史。它帮助较少有特权者（尤其是老人）获得尊严与自信。它有助于社会阶级之间、代际之间的接触，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解。对于个别历史学家和其它人来说，由于其共享意义，口述历史能够给予一种地点或时间的归属感。总之，它有助于人类变得更加充实。同样，口述历史向公认的历史神话以及历史传统中所固有的权威判断发出挑战。它为实现历史的社会意义的根本转变提供了一种手段。”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ird edition, 2000, p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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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是哪一场？

60万人被围歼灭，赫鲁晓夫逃出生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争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战役，直接打垮了欧洲的一代人。在二战里面死亡人数最多、战斗最激烈的战场，当属苏德战场。苏德一战，直接扭转了二战的局势，使得从前那个所向披靡的德国被打得一蹶不振。

苏德战场

当然，胜利的最终结果是苏联用无比惨重的代价所换来的，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场围歼战：基辅战役，号称史上最大围歼战，苏军百万将士伤亡，六十万人被俘，总司令坐飞机逃出生天，这场战役究竟激烈到何种程度？

巴巴罗萨计划

二战初期的德军，凭借着钢铁洪流和闪电战席卷整个西欧大陆，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战果。此时的德军，迫于向他国攫取物资能源来维持战争的消耗，并试图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

德军

但是纵观整个西欧大陆，大多都是与德国一样缺乏资源的技术型国家，所以并没有多少能源供德国掠夺。纵使军备先进、武器发达的德国，如果没有足够的能源支撑，再猛烈的钢铁武器都会沦为一堆废铁，届时，德国统治世界成为霸主的野心将会就此破灭。于是，希特勒便将下一个侵略目标放在东欧大国——苏联身上。

苏联地域辽阔、物资能源丰富，是希特勒眼中绝佳的补给地带。于是，希特勒便一举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制定了巴巴罗萨计划，以146个师的德军大军压境，向苏联发起闪电式突袭，正式挑起了苏德战争。

希特勒与士兵

彼时正忙于内部大清洗的斯大林，因信任《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便没有花多大心思对德国设防，再加上德军袭击太过突然，打得苏联出乎意料，苏联仓促应战之下被德军打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

所以，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军的局面十分被动，几乎是逢战必输，屡屡被成建制消灭，在短时间内就损失了高达百万的兵力，让全世界为它捏了一把冷汗。就在苏联被德国压着狠揍的这段时间里，苏军遭受了一次史上最惨痛的战败：基辅战役。

二战苏军

德军为何攻打基辅？

巴巴罗萨计划启动之后，德军凭借着闪电战的优势很快在苏联的北部以及中部战线大获成功，唯独南部战线的基辅一带进展滞缓。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位于两条运河的交汇处，两条河流在基辅的连接下形成了一个S地形。有着天然河流的阻隔，基辅极其易守难攻，这让德国不免感到有些犹豫。

同时，苏联方面在中部北部战线失利以后也意识到，西南方向将会是德军下一个主要进攻方向，所以，苏联将大部分的兵力部署在基辅一带，其中包括六个集团军、六十九个步兵师、十一个骑兵师、以及二十八个装甲旅，共计六十多万的兵力。

基辅战役战俘

此时的德国中央集团军面临着两个抉择：他们是该一路高歌猛进继续进攻莫斯科，还是南下帮助南方集团军消灭基辅一带的苏联红军？对于这个问题，德军的高级将领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首先，面对苏联南线如此庞大的兵力，德国不可能完全视若无睹、毫无戒备。但是，在德军眼中，苏军南线的兵力只是看似庞大、实则外强中干。这是因为苏军西南方面军大部分的装甲力量都在先前的乌曼战役之中被消耗殆尽，剩下的几乎全都是些血肉之躯，所以对高度装甲化的德军构不成太大威胁。

二战德军

看起来，似乎直接杀向莫斯科是最优选项。德军方面，许多将领也都举双手赞成这个方案，他们认为去攻打一个小小的基辅完全没有拿下莫斯科来的收益大，何必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可是德军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希特勒手中，希特勒的看法偏偏又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希特勒

他认为，基辅可不是什么不起眼的芝麻粒，而是一个超级大西瓜。理由是，基辅不但是乌克兰的首都，还是欧洲屈指可数的超级大粮仓，如果德军成功侵占了基辅，不但可以控制整个乌克兰，还可以用这里的粮仓解决德军的粮草补给问题—这恰巧是德军当下深入敌营腹地最需要的东西。

打响基辅战役

于是，德军便从中央集团军调集了一整个装甲集群到南方集团军，并让这个装甲集群尽全力向南推进在基辅东边与南方集团军会师乌曼战役，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对基辅苏军的包围，打了苏军一个措手不及。

基辅战役

值得注意的是，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早已预判西南方面军的威胁，并在德军进攻基辅之前就开始建议斯大林放弃基辅，将西南方面军撤到第聂伯河对岸，从而避免被德军合围，同时抽出多余的兵力加强对莫斯科的防卫。这样的话，德军就无法对莫斯科构成太大的威胁，后来的莫斯科保卫战也不会打得如此艰苦。

可惜朱可夫的建议并没有被自信的斯大林采纳，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因此解除了朱可夫总参谋长的职务，并下令对基辅进行死守，最终酿成了苏联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悲剧。

朱可夫

彼时的德军第二装甲集团军，从图比齐夫斯克西渡杰斯纳河，再从南面直插基辅后方的罗姆尼。与此同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的第二集团军也开始向南运动以掩护古德里安的右翼。而第一装甲兵团则从第聂伯河湾向北推进，与第二装甲集团军进行会师。而南方集团军则负责把苏军钳制在第聂伯河S型河湾以北，并掩护第一装甲兵团的左翼，同时，南方集团军的第六集团军也不忘向东运动，以渡过第聂伯河对基辅发起进攻。

战斗中的苏军

在德军密不透风、深远结合的包围下，很快就把苏军西南方面军分割成若干个孤立集团，并逐渐向内收缩围剿，向前推进。眼见德军压境，负责带领西南方面军的布琼尼元帅向斯大林屡次提出东撤的要求。

事实上，这个时候进行撤军，是苏军最后的生存机会，因为德军的包围圈只是在初步形成的阶段，而兵力还在跟进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对苏军形成绝对性的压倒优势，所以对于苏军来说，此时突围撤退的成功率很大。

苏德激战

但是对苏军实力过于自行的斯大林却认为布琼尼元帅是在消极避战，于是也将其进行了免职，并由西方方面军司令进行接替。绝望之际，苏联西南方面军的基尔波诺斯也冒着极大的威胁私自下令让部队全线后撤，这一决定也受到了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的阻拦，使得苏联西南方面军彻底陷入绝境。

布琼尼元帅（中）

斯大林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基辅。但是并不乐观的是，此时的的德军已经对基辅完成了彻彻底底、密不透风的双层合围。内层是步兵、外层是装甲兵。在德军的包围下，基辅已经被围得密不透风，连只苍蝇都钻不进去。

斯大林

很快，德军便开始缩小包围圈，用钢铁洪流将圈中的激烈反抗的苏军一点一点地全部吃掉。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正式拉开帷幕。在德军装甲的火力猛攻之下，只有血肉之躯的苏军步兵最先挨最惨的打。

失去所有退路的苏军，确实做到了拼死抵抗，他们甚至用刺刀拼德国坦克，用枪弹射击大炮，用一排排血肉之躯抵挡德军的枪林弹雨。此时，苏军战士们才终于等来斯大林的突围消息，但他们已经错过了最后的时机，苦苦挣扎只是平白增添战场亡魂罢了。

苏德战场上的坦克装甲

1941年9月19日，基辅陷落。9月20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与军事委员、参谋长一同阵亡与突围战斗，第五集团军司令被俘。9月26日，基辅战役以苏联西南方面军的全歼命运而宣告结束，德军伤亡十万人。9月28日，德军对基辅市内的犹太人展开清洗与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