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双璧,可以用一句话或者一首诗说说你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敬仰怀念之情吗
史学双璧,可以用一句话或者一首诗说说你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敬仰怀念之情吗?
两千年的悠悠岁月
风吹雨打
战国刀兵已折戟沉沙
帝王将相、荣华富贵终究只是尘埃
屈原是贵族
屈原是一个诗人…
对屈原这个人物
除了《史记》
并没有更原始的记载
但他本人就是我的感动
如果说
《诗经》首次告诉我们
什么叫诗
那么
屈原则首次告诉我们
什么叫诗人
我欣赏屈原的自恋: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我更欣赏他对美的执着追求: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揽木根以结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索胡绳之俪俪”;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屈原本就是楚国乌烟瘴气中
一缕兰蕙的幽香
从他的诗文中还可以看出
他是忠君的: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他是恋乡的: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屈原这一生
丰功伟绩与他无缘
但他的文字在历史长河中却是光耀千古
他是辞赋之祖
是端午节的故事之源
是后代诗人
郁郁不得志者遥寄诗情的人
屈原的艺术价值
不是三言两语能说的清的
…
你知道司马迁为什么在遭受宫刑之后还要苟且偷生的活着?
因为司马迁深刻知道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做完,那就是父亲的遗愿:继承祖先未完成的事业——记录历史、编纂史记!
我认为宫刑对于太史令司马迁来说,精神的伤害要远远大于肉体的伤害。虽然不能保证他当时没有想死的心态,但是面对自己肩负的重任,刑罚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想想历史上诸多巨著都是名人身败名裂,艰难困苦时写就的,无形中给司马迁提供了精神支柱,遂奋发图强,以刑代死,勇往直前永不回头的投入到编纂史记的工作中去!
一、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请求开罪李陵而受罚。汉武帝时期,刘彻喊出来“寇可往,我亦可往”的霸气口号!遂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讨匈奴,为了保障后方的军需粮草,欲派李广的孙子李陵负责此项艰苦而光荣的任务。
但是李陵自认为凭借自身能力足以带领军队攻击匈奴,独当一面。遂请求汉武帝准许他带兵直指匈奴单于王庭,不要让他干后勤保障工作。汉武帝被李陵的报国之心感动,就答应了他带领领兵五千开赴沙场。
李陵带领军队打击匈奴的战斗是惨烈而又悲壮的,以五千将士对阵数万匈奴士兵,以少敌多不畏生死,一心杀敌,最终战至一兵一卒,在既无援军又无兵器的情况下,无奈诈降于匈奴单于,以求日后伺机反攻。
李陵的投降使他受到朝廷众多官员的非议,司马迁却向刘彻说李陵的投降实为诈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的战功比李广利的还高,要说想投降,何必至此啊。但是后来汉武帝听了误报说李陵在为匈奴练兵用以攻打汉朝,震怒之下,夷了李陵三族,为其开罪的司马迁也被赐以宫刑,从此背负了胯下之辱。
二,司马迁以腐刑赎身死,自强不息忍辱负重,最终完成了史诗巨作。司马迁在为李陵开罪后,被汉武帝以诬枉之罪受以宫刑。诬枉之罪,按律当斩,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辈遗愿,决然选择以腐刑赎身死!
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我认为对司马迁用这种刑罚无疑是诛心的,相信平常人宁愿砍掉头颅也不愿受此侮辱。我想宫刑在某种意义上使司马迁得到了心灵的洗礼,所以更加奋发图强,完成父辈未完成的事业。
司马迁受刑后,虽然身残,但心更硬了,在对照历史的励志名人后,更加信心百倍。就这样在忍受着巨大屈辱的司马迁,不遗余力的开始了巨作史记的编纂。
《史记》全书完成。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三,总结。司马迁是成功的,他史诗般的巨著为我国历史文献的参考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遭受非常人能忍受的酷刑,但对于肩上的重任来说,生死已是再渺小不过的事情了!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不妥之处还请斧正!谢谢!@玺印芳华
你怎么评价史记?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1][2][3][4][5][6][7][8]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3][9]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9],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刘向、扬雄说:“然自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西晋华峤:“迁文直而事核。”
张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史记》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之际诞生的一部中文巨著。它的作者,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的生平,已经有太多的介绍。不过好像很少有人探讨,他的名字,为什么叫「迁」?
据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考证,司马迁之所以名「迁」,应该是源自《诗经·小雅》的《伐木》篇。《伐木》这首诗的第一章里,有「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四句,意思是求朋友帮助,使自己能像飞鸟一样,由低谷迁往大树。联系汉代以来《史记》之外的文献,多记载司马迁字「子长」(其中的「子」,是「儿子」的「子」,那是男子尊称;「长」,是「成长」的「长」),而中国人一般名、字相配,意义具有相关性,朱先生的这一解释,无疑是合乎实际的。
有意思的是,司马迁一生的行迹,也和他家庭的一次重要迁徙有关。
司马迁的故乡,据他自己说,是龙门,就是黄河边、俗传「鲤鱼跳龙门」的那个龙门。那大概是他夸张的说法。实际上,他生于离龙门有相当路程的夏阳(今天的陕西韩城南部)。不过大概还在少年时代,他就随父亲、著名天文学家司马谈,迁居到了距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大约七十里的茂陵,并从茂陵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
司马迁像.三才图会.明. 王圻.王思义撰辑.明万历三十七年原刊本
茂陵是个怎样的地方呢?那是汉武帝刘彻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园,而特设的一个新城。自小就有茂陵邑的户口,预示着着司马迁与最高领袖之间,已经系上了一个难解难分的结。
这倒不是妄猜。当司马迁二十岁左右浪迹天涯、游历南北后,不久就得到一个充任汉武帝低级侍卫的任命,并奉命到西南地区出公差。而他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仕途升迁,是在汉武帝的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接替去世不久的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主管天文历法,兼涉文书档案。那年他可能不过二十八岁,而工资已经和州刺史(相当于现在的省纪委领导)同级了。这样的超常规待遇,理由大概只能有一个:背景强大。
在太史令任上,司马迁主持过修造新历法的工作。但他最重视的,却是一项他父亲司马谈草创,而主要由他个人从事的非官方事业。那便是撰述一部大书,一部以司马氏家族世守官职「太史公」为名、体裁全新的「一家」之书。这部大书的书名,当时叫《太史公书》,后来也叫《太史公记》,再后来缩简为两个字,就是《史记》。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史记》撰述到一半,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李陵事件,司马迁因替出击匈奴、兵败投降的将军李陵辩护,被汉武帝钦定下狱,判处死刑,最后以接受腐刑(也就是割除生殖器)为条件,才免除一死。
诡异的是,当司马迁出狱后,那位亲自将他投入大牢的汉武帝,又很快将他提拔为自己的机要秘书、当时叫「中书令」。这种从彻底的贬斥,突然反转为超常的提拔,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汉武帝对司马迁既恨又爱的极度矛盾心态。
而此时的司马迁,之所以接受这份中书令的「美差」,恐怕更多地还是考虑他的个人事业:进一步接近权力中心,他将获得近距离记录最高领袖真实面目的良机。同时,《史记》这样超大篇幅的著述,当时又是用竹简或者木简来书写的,皇帝机要秘书的身份,也有利于为他提供足够的资源和空间。
最后,大约在公元前 91 年,就在中书令的任上,司马迁最终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史记》
为什么前四史的水平远高于后面的史书?
不知道谁钦定《前四史》水平远高于后面的史书了,反正我是不觉得。其实一般对于《史记》《汉书》评价最高,而对于《后汉书》《三国志》则评价一般,特别是《三国志》,内容非常疏略,不得不靠裴注加以补充;更严重的是,虽然号称《志》但却没有“志”,也就是没有职官、礼乐、律令这些记载,让后人去研究三国制度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前四史》这个组合更多是个概念,不代表其水平就一定最高。
另外,后人对于《前四史》的肯定,多多少少也有点崇古心理,就像《十三经》一样,越早的都被认为是越好的。其实学术肯定是越来越进步的,而更早的不过是在开创性方面比较突出。比如《史记》开创的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裁,奠定了纪传体的基础;《汉书》相对《史记》又有所补充,比如《公卿表》《人物表》《刑法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这些都对于后代纪传体贡献都是很大的。
当然,在《前四史》里面,《史记》的伟大还是毋庸置疑的。《史记》不仅一场上古学术大总结,而且《史记》是一部真正的通史,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太史公能够对于当朝皇帝和权贵进行批判,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无怪鲁迅先生高度赞扬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太史公的精神确实是永垂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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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能坚持读完资治通鉴的人有多少?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10月11日),子君实,号迂叟,民族,汉,今山西省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
司马光为官经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从反对王安石变法。到离开朝廷十五年后,主持编撰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大约300万多字,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
虽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读,但是只要稍微有点喜欢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本书,我们的伟人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看了17遍,而且批注17次《资治通鉴》,并且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感受,觉得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说,“中国有倆部好书,一是《史记》,另一个是《资治通鉴。》”
我的感受就是它的内容以政治和军事史实为主,借以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为经验教训,作为历史的借鉴,同时描叙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有了他们的记录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对以后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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