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益辛亥百年,怎么看待现在大力推行的国学文化

2023-08-13 115阅读 0评论

大益辛亥百年，怎么看待现在大力推行的国学文化？

陈来：近代以来“国学”有三义政府应支持国学传播普及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中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在京师建立的国家级官学。

近代文化所使用的“国学”观念起于20世纪初。这里的“国”是本国之义，“学”是学术之义，“国学”即本国的固有学术。中国近代以来所说的“国学”是相对“西学”而言，即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这是“国学”概念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普遍用法。

汉字语词“国学”的这种意义在东亚地区被广泛使用，如韩国有“国学振兴院”，韩国人所用的“国学”就是指韩国本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日本有“国学院大学”，以传承日本文化和精神为宗旨，日本人所用的“国学”是指日本本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一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日益陷入民族危机，甲午战争失败，激发起了人们更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甲午战争之后出现的国学概念是与这种民族救亡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1904年，邓实在上海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力倡“国学”，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晚清这些人士提出“国学”概念，都是为了激励人们的爱国心，期望通过捍卫国学、保存国学来救亡保国、保种保教。

如邓实主张“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他还指出：“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他们发挥了古代“国与有立”的观念，认为一个国家与其国学是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国家依靠其国学而生存，国学依赖有国家而昌盛。“国学”成为当时表达民族思想的一个方式。邓实特别强调国学与爱国心的关联，如他说“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依属”，认为一民族之文化是该民族之思想的基础和来源。邓实又指出：“国学者何？一国自有之学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爱国学即是爱国，爱国所以爱国学。章太炎更提出著名的口号“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序》中也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可见，晚清学者主张“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主张实际是爱国主义的文化观体现。这一时期国学保存论者的出发点主要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欲亡中国而言，他们的基本观念是，国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是和这个国家的兴亡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保存国学。因此他们的主张，主要不是强调“研究”国学，而是“保存”中国文化，以求救国图强。

由以上可见，晚清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学”的内涵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本于爱国主义的立场、着眼于政治的救亡。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有人把“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运用于当时的文化论争。到了1920年代初，国学的概念在文化界开始广泛流行，由于这一时期整理国故运动流行，“国学”也往往用指对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这样一种对国学的理解，成为20世纪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

概括起来说，近代以来“国学”一词有三种用法，一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体系，二是用来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三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体系。第一种用法是国学的本始义，后两者是国学的扩大、引申义。对“国学”一词的这三种用法到今天仍然延续着。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学一词因具有保守传统文化的意义，而在很长时期内消失。至1990年以后，伴随着中国崛起和中国人民族自信的增强，国学的概念又逐步流行起来。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1991年3月在“国学丛书”《总序》中阐明了“国学”的意义和范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以往的学术成就进行批判的总结。我们现在研究国学，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容，可以说是瑕瑜互见，精粗并存，我们研究传统学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方面要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史昭告年轻一代；一方面要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的优秀成果昭告国人，藉以启发热爱祖国的崇高感情。”

九十年代来，“国学”的概念在消失多年之后，开始重新出现。虽然，国学本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但同一个语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用法。如近二十年来，社会文化与大众媒体所大量使用的“国学”概念，在直接意义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称，内容包括了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而学术界所使用的“国学”则仍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学术。语词的使用是约定俗成、自然形成的，也体现了人们的文化选择。应当说，国学这个概念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恢复使用，一方面表达了人们摆脱“文革”影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新肯定；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汉语修辞的需要。汉语修辞的简易化、典雅化的要求，使得在出版、编辑、命名等方面，“国学”、“国学丛书”、“国学集刊”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丛书”、“中国传统文化集刊”更容易被选择和接受。又如人们习惯称有成就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学者为“国学大师”，这便很自然，若称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师”就不太自然了。

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和源泉，为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目前，中国著名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都设有“国学院”、“国学研究院”，中央媒体和地方报纸多开辟有“国学版”，各地民间也广泛建有“国学馆”，媒体以及社会上有很多以“国学”为名的学习、推广传统文化的活动，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起着广泛、积极的作用。所以，如果国家正式文件暂时还不能下决心采用国学这个概念，但可以通过一定形式肯定文化界普遍使用这个概念的积极作用，政府应当大力支持目前各类有关“国学”的传播和普及，这是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百年大计。

三

新世纪的“国学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本土的传统资源的热切渴求。社会转型需要一种与革命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由此促进的文化转型，构成了当代文化景观的大背景。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这已经是社会转型期执政党和人民的共识。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也使得青年一代在寻找人际关系处理方法等方面把眼光转向古老文明的人学智慧。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成了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年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籍、精神的提升，以及增益人文教养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国学”在今天重新为人们所关注的基本原因。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谓“国学”，即近代与西方文化接触以前，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发展所创制形成的固有的学术文化体系。如果从夏代算起，这一学术文化体系的产生、形成、演变，至19世纪后期，已经历了4000年左右的长期发展，这一体系以经、史、子、集、儒、道、佛为主要内容，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和取得的文化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全面呈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对人类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学术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精华与核心，中国学术虽然不是中国文化的全体，但其中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加以研究总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努力传承创新。

陈来，哲学博士，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52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哲学史家。1976年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毕业。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系任教。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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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吗？

天下为公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平生最喜欢题写的内容，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仅目前所辑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达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孙中山为何对“天下为公”情有独钟？我认为，这是他提倡和实行三民主义所企望达到的境界，或许可以这样说，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都浓缩在“天下为公”这四字之中。

“天下为公”出典：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孔子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指《礼记·礼运》中所描叙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个社会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就是所谓“大同”。《礼运》篇托名孔子撰作，其实是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学者所编纂。它反映的是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其源头便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即已编成的《礼记·礼运》篇。但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与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带有孙中山所处那个时代的印记。它不但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融入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者的平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

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的“公”字，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即是“共”的意思。“天下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到了孙中山那里，“天下为公”蕴含的内容更深邃，更宽广。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一个“共”字，涵盖面是那么大，“国家”、“政治”、“利益”都在它的笼罩之下。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所得的国家利益为“人民所共享”。在孙中山的理想中的未来社会里，做国家主人的是全体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是全体人民，享受平等幸福的是全体人民：“真正以人民为主”；“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没有贫富悬殊和少数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不合理情况，全国人民“生活上幸福平等”。“民有”、“民治”、“民享”完全实现，确实做到了古人说的“公天下”。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对世人说，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有欧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而没有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孙中山描绘的改造和建设中国的蓝图，当时确实使很多人怦然心动，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实现“天下为公”的途径：

孙中山力图通过实行三民主义，做到“公天下”。他主张实行民族主义，即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恢复中华，把一家一姓的天下变成“公天下”。并在清王朝覆亡之后，继续进行民族革命，反对官僚、军阀的专权，把官僚、军阀的天下，变成人民的天下。同时将国内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很文明、很强大的统一中华民族，以便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从列强手中夺回失去的土地和利权，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主张实行民权主义，即实行政治革命，“打破旧专制，提倡共和，建设一个新民国”。在这个“真中华民国”里，奉行主权在民、以民立国。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所说的民权是间接民权，国民只有选举权这一项权利，不能直接行使主权，而要由别人即代议士代为行使主权。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借鉴瑞士的办法，主张实行直接民权制。在这种制度下，国民有四大权利，即选举权、复决权、创制权、罢官权。孙中山说：“人民而有此四大权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但孙中山又说，要把“权”与“能”、“政权”与“治权”分开。简单地说，就是有权的人，不要直接管事，可以委托有才能的人去管。他说：“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而且要把受人民委托管理政府的专门家看作是普通人，即使是民国的总统、总长，也要把他们看作是普通人。至于“政权”和“治权”分开的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解释的：“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孙中山设想得很好，真正实行起来未必简单。人民把管理政府的大权交给“有能的专门家”以后，既要放手让他们行使职权，又要监督他们，防止其反仆为主，公仆变老爷，这事谈何容易，他主张实行民生主义，即实行社会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辛亥以前，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即土地“单一税制”，具体办法就是让地主自报土地价格，以后国家按地主自报的土地征收土地税；国家征用地主土地，也按地主自报地价收购。土地因交通发达涨价的部分，当归国家。孙中山说，“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但他所主张的“平均地权”，只适用于“宅地”，不适用于“耕地”；只适用于城市及近郊，不适用于广大农村。孙中山晚年虽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对如何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而且这种主张不很现实。孙中山既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又想用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防止其必然伴随的弊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矛盾。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又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他说，在欧美国家，资本为少数人所垄断，经济问题的解决，百十倍烦难于政治问题。中国当以欧美前车之覆为鉴。中国要及早预防即将出现的大资本家垄断资本。办法是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以国家之力发展经济，造福全社会。孙中山认为，这种做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他把民生主义或称作社会主义，或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或称作集产社会主义，或称作共产主义。他的民生主义，也确有苏俄经济体制和政策（孙中山称为“共产制度”、“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子。孙中山深知，为实现“天下为公”，必须跟以天下为私的人作斗争。他指出：“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民国成立十年，那些公仆太坏了，把中国搅得不成样子……”孙中山所说的搅乱民国的所谓“公仆”，指的是袁世凯、张作霖、曹锟、龙济光等人，这些官僚、军阀把军队当作私有，把政权当作私有，把国家当作私有。所以他说：“以后不用革命精神来改造民国，再没有别的希望。”对于全国统一、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将会出现的腐败现象，孙中山不会没有预料。他曾设想，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上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据他说，有了这样“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就可以“防止一切的流弊”，“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但是，“五权分立”到底能解决多大问题，实在是很难说的。

综上所述：综上所述：孙中山为实现“天下为公”而奋斗了一生。虽然直到他逝世，民国依然是一块假招牌，但他为实现“天下为公”而作的种种尝试和努力是有益的。今天的时代跟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已根本不同，但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题词依然激励着中国人民，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自然，“天下为公”有了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