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资料详细

辛亥百年，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资料详细？

“路权国有”震撼四川

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

蒲殿俊（时为留学日本的学生，后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

1903年9月，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等公司,此后，商办铁路开始兴建。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川人强烈要求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1909年，留学日本的四川人蒲殿俊，在东京隔海上书，“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列强是工业社会，中国也必须实业救国……” 并号召川人自筹路款，自修铁路。

亢奋不已的四川百姓,坐在茶馆里兴奋地谈论着“股票”这个新名词的买进卖出。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股票”筹措路款,川人纷纷入股，共募得白银1400余万两，川汉铁路东端从湖北宜昌到四川万县的一段开始动工,“自修铁路”的梦想距离实现指日可待。对于那时候出川只能依靠水路的四川人来说，对这条沟通“天堑”的铁路寄予的厚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针对川汉铁路这条深入中国内地的铁路干线，帝国主义也一直在争夺其修筑权。

彼时的蒲殿俊，还不是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称谓的“保路运动领袖”，只是东京众多清朝留学生中为数不多留着长辫子的“立宪派”之一。铁路在他的眼里还只是“实业救国”的一个缩影而已。

留学生蒲殿俊在两年后回到四川，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同时当选为“川汉铁路川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他在成都租赁了一所宽大的房子，还在大门左右挂起两块硕大的木牌，写上光绪皇帝的圣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

川人自筹路款的“状况”到底有多火热？四川大学研究保路运动的专家陈廷湘告诉记者，在川汉铁路的募集资金阶段，采用的是“官股”“商股”加上“民股”合资的方式，“绝大多数四川的百姓都和川汉铁路息息相关，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

当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时，后来和蒲殿俊同为保路运动领袖的邓孝可，正在担任着《蜀报》的主编。1911年 5月17日，消息灵通的他率先得知了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信息，一面让手下报信，一面手忙脚乱地在报纸上刊发了号外。第二天早晨，“路权国有”的消息立马震撼成都的大街小巷。

“清政府要收回路权，同时拒绝偿还路款，川人手中的‘股票’顿时成了‘废纸’，这伤害的远不止是乡绅的利益。所以保路运动才会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陈廷湘分析。

保路权，争路款，和平反抗

“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真正将“身家性命”都搭在铁路上的时候，蒲殿俊这才发现“保路”远不是“上书”那么简单。

1911年6月，他和罗纶、邓孝可一道，率领一众破产“股民”，走出茶馆来到街头，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几天过后，示威没有起到任何用途，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

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

翻阅百年前《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影印资料可以读到，“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四门厘税亦停。”至9月13日，报载“成都附属十六州县、绵州属五县、资属三县、眉属三县俱同时罢市，各中小学堂一律罢课。”

罢市罢课来势汹汹，但蒲殿俊的直接目的依然是索回路款而已，此时的他还在痴痴地等待着四川总督赵尔丰实现承诺，发回路款，便愿意将川汉铁路的路权拱手上交。

在成都人民公园一隅的保路运动史料纪念馆里，保路同志会的斗争史和四川政局变化点滴都被完整保存。纪念馆里灯光昏黄，偌大的展厅里只有记者一人。一片寂静中，一份1911年的《西顾报》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无疑，彼时的“保路”，仍属“和平请愿运动”的性质。

但是被一条铁路搅乱的四川已无法平静，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

“成都血案”引爆巴蜀风雷

“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孙中山

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

“从和平请愿到武装暴动，《自保商榷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廷湘强调，这份《商榷书》是赵尔丰下决心镇压“保路同志会”的转折点。

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为了纪念“成都血案”中牺牲的30余名壮士，川汉铁路公司在1913年专门铸造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纪念碑的选址便在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碑身高达31.86米，碑座四面的铁轨、火车头、信号灯转折器和自动联接器已经被岁月侵蚀的模糊不清。如今公园里游人如织，但却少有人会在纪念碑身旁短暂停留。

“成都血案”当晚，顺着锦江留下的数十片木板成为蓉城和外界信息沟通的媒介。同盟会成员相互通告血案，要求同志迅速自保自救。“水电报”如今在四川博物院(微博)的“辛亥百年”纪念展中还有仿制品，但具体的详情已无法复原，只有一位川籍作家用浪漫主义的笔法描写过当时人们奔走传阅“水电报”的经过：“蓑笠钓者，赤足挽袖，捞上水中漂木。木板长尺余，遍涂桐油，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雁阵声声，江流滔滔，木叶袅袅。”

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立即发动了保路同志军起义进军包围成都的武装起义枪声打响了。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清政府获知消息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武汉出现空虚，当地革命党人的机会悄然出现了……孙中山后来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科举制为什么最后被废除？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西方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中，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让当时沉浸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人们清醒过来，中国已经落后西方。尤其是僵化的科举制度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不能应付当前的危机，如果要适应社会要发展，只能废除科举，发展社会实用型人才。而不是取只会做文章的士子。

一、在经济上，随着社会的进步科举制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人认识到科举制选取的都只是会做文章的秀才，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兴建了一批新式企业，急需技术型人才，而不是空谈阔论，需要建立新式学堂，培养人才。

二、政治上，清朝末期统治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科举制以失去了为封建王朝服务的性质，无法面对和解决发生的情况。为了戊戌变法的开展要求废除科举，选举人才，开办新式学堂。

三、文化上，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民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开始不断接受新的事物，开始呼唤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正所谓“物盈则亏，法久终弊”，任何一个制度如果持续的时间过长终会出现弊端，科举制也是一样，1905年沿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宣布废除。随着时代的发展科举制已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在清末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大多数人都认为似乎只有废除科举才能发展近代教育。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但我们不能对科举制予以全盘否定。

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闭关锁国，对外一无所知，鸦片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猛烈的冲击。来的太突然没有做好准备，是被迫转变的。如果开始接受新事物，

，那么科举制的改变也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寻找代替科举制的新制度，扬长避短，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是一味的以偏概全。

作为清王朝自发进行的一次变法，废科举深刻地影响着其后近百年的国运兴衰与社会变迁，可谓是唐宋以后民国以前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制度变革。科举制的戛然废止引发了急剧的社会震荡。

1、从文化层面上看，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层，不利于文化的传播。

2、从政治层面看，没有改变清政府的现状，相反，加速了其灭亡。在清末新政时期出现了大批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人，妨碍社会政局稳定的因素。就制度而言，废除科举并非是有效的改革。因为废除科举非但没能达到“补救时艰”、挽救政局的目的。

因此说废除科举这一主张并不错。错就错在清政府在实施中显得过于匆忙，没有适时地推出一套用人、选官的标准，这是也废除科举制后留下的最大后遗症。

大益普洱茶天地人和辛亥百年哪一个适合收藏？

看你收藏的目的，是自己喝还是想作为投资收藏，如果是想投资收藏的，那建议可以看一下东和指数，看这二款的升涨幅度及用户评价，

参观辛亥革命展厅的心得？

3月6日下午，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2013年全省民主党派中青年骨干培训班的学员们，前往武汉市武昌区首义广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参观学习。该馆是湖北省委省政府、武汉市委市政府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而兴建的一座专题博物馆。 宏伟壮观 “V”型建筑配以光彩夺目的“楚国红”，寓意敢为人先的首义精神，象征着胜利和武汉的腾飞。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员们先进入序厅，映入眼帘的是“共和之基”雕塑，黄褐色的巨幅浮雕由鄂军都督府、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全副武装的湖北新军将士们战斗的场景组成，生动再现了一个世纪前那场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革命洪流。武昌起义第一枪成为辛亥革命走向胜利的起点，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最终推翻清王朝，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从此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开创了历史新纪元。随后，学员们依次参观了五个展厅，分别为：晚清中国、革命源起、武昌首义、创建共和、辛亥百年。

第一展厅的条约墙深深刺痛了我们的目光，震撼了我们的心灵，大家驻足思索，久久不愿离去。12面巨幅的石墙上刻上了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南京条约、厦门条约、天津条约、辛丑条约、五口通商章程等。 12幅条约墙被粗壮的铁锁链牢牢牵住。这些条约和铁锁链，是耻辱的标记，是沉痛的历史，是不能忘却的记忆，更是催人奋进的力量，告诉我们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第三展厅的武昌首义部分，革命志士为筹集起义经费，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真实故事：焦达峰、居正“盗金菩萨”;邹永成“骗金首饰”;刘贤构“捐助夏布”;张振武“出售祖产”;刘公捐献巨金。先辈们为救国求存、民族独立甘愿抛家舍业、将个人安危和生命置之度外，这种伟大无私的博爱、奉献、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勇立潮头、坚定不移、不断奋进。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为祖国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忆深刻的还有中山先生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纵观中国近代革命史，从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到清帝退位、民主共和国在中国诞生，直至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失败，共产党诞生、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客观的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参政党的一员，将矢志不渝的跟随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复兴、人类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