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汉唐文化城,你去兰州旅行过吗

福州汉唐文化城，你去兰州旅行过吗？

我们主要是去敦煌大西北逛一逛的，因为广州没有直达航班，所以选择从兰州中转，我们在兰州大校对面住了2天，当天去了兰州大学，晚上吃羊骨头和兰州拉面。第二天去了母亲河周边玩。第三天我们飞去敦煌。游西北古城、呜沙山月牙、莫高窟、敦煌古、玉门关遗、阳光故址。

崇祯死后的南明为何只存续了十八年？

导语：南明的实力似强于刚迁临安的南宋，为何存续时间比南宋短得多？

南明

南明 是明朝京师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多个流亡政权的总称。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随后清兵入关，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大多逃亡南方，此时淮河以南名义上仍属明朝。 同年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之后称帝，改元弘光。随后清军快速南下，围攻扬州，扬州城池破。不久南京陷落，弘光帝被俘。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隆武帝在大臣黄道周的主持下发动了短暂的北伐，同时还采取联寇抗清政策，但随着郑芝龙降清，局势恶化，隆武帝被俘后绝食而亡，清军迅速占领东南大部。

在局势危机的情况下大西军余部和明朝官僚联合起来，在西南地区拥护桂王朱由榔为帝，改元永历。与此同时，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也乘势崛起，东西两面打击清军，抗清局面出现了高潮。但是随着三王内讧和清军的加大进攻，明军滇黔防线被清军迅速击破。永历十五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缅王莽白将永历帝执送清军。次年四月，永历帝与太子朱慈煊在昆明被吴三桂处决，明统始亡。

此后郑成功继续沿用永历年号，东征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但未再拥立明朝宗室称帝或监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延平王郑克塽降清，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明朔始亡。

南明为何只存续了十八年？

南宋建国之初，金国也曾试图一鼓作气将其歼灭。但在南宋军民的拼死抵抗下，金国的图谋不但没有得逞，还险些遭到南宋的反杀。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宋金两国一直处于南北对峙的格局。

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异军突起，并迅速成为了中国北方的霸主。最终，金国和南宋都相继被蒙古人攻灭。

南宋从1127年建国至1279年灭亡，享国共一百五十二年。

三百多年后，历史再度重演，只是这次的剧本要更加复杂。

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明朝灭亡。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人以为天下大势已定的时候，北方的满清却突然大举入关，并在山海关之战中击败了李自成军。

李自成带着余部退往西安，北京又落入到了满清手中。

与此同时，原来明朝在留都南京的“备胎”迅速转正，并拥立万历皇帝之孙、福王朱由崧为帝，即弘光皇帝。

从当时的情况看，南明面对的局势跟三百多年前的南宋非常相似。

然而，南明弘光政权仅仅过了一年时间就被南下的清军给打爆了。之后南明又相继出现了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

但这些流亡政权基本都没能对清朝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危险。最终，南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覆灭。

虽然南明从建国到灭亡也经历了四十年时间，但期间却是被清军一路追打，跟南宋与金国分庭抗礼的形势完全不同。

同样是南渡后建立的政权，为什么南宋能延续一百多年，南明却扛不住呢？

其实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双方的开局上。

首先是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北宋灭亡时，赵构是宋徽宗唯一一个没有被金军俘虏的儿子。

所以当他逃到南方后，自然是名正言顺的皇位唯一合法继承人。

而明朝灭亡时，崇祯皇帝的几个儿子全部在京城被李自成俘虏，后来下落不明。

留都南京的明朝遗臣们一开始就为拥立哪个藩王当皇帝的问题争的面红耳赤。

最后经过多方博弈，福王朱由崧才被大家勉强接受成为皇帝。

然而在短命的弘光政权存续的一年时间中，关于皇位合法性的质疑始终存在，这就使至高无上的皇权被极大地削弱了。

原本对皇权极为畏惧地方统兵将领开始变得愈发傲慢跋扈，拥兵自重，弘光朝廷对他们完全失去了控制。

后来清军南下时，拥兵百万之众的南明军队几乎是望风而降，连清朝统治者都想不到胜利竟然来得如此简单。

除了皇位继承人合法性问题存在争议外，南宋和南明的开国皇帝也是天差地别。

宋高宗赵构在历史上的评价不算高，主要原因是他冤杀了名将岳飞，而且还向金国称臣。

可是平心而论，赵构的个人能力其实还算是相当不错的，在大宋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他能够力挽狂澜，重新组织起一个能有实力与金国相抗衡的政权，让宋朝国祚得以延续。

可是南明弘光皇帝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他在位的短短一年时间里，除了忙着给自己找乐子外，什么正事也没干。

南明多个政权的所有皇帝中，弘光帝朱由崧无疑是最烂的一个。

一个本身就摇摇欲坠的政权，当家人还是这副模样，这就不难想象它的前途该有多暗淡了。 南宋和南明的第三个开局区别在于双方的人才储备不同。南宋开国之初就拥有一大批贤臣良将，比如岳飞、韩世忠、李纲。

而南明的开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围绕在弘光皇帝身边的著名人物有：马士英、阮大铖、左良玉、刘良佐、刘泽清等等。

这些人要么是奸臣，要么是悍将和投降派。好不容易有一个铮铮铁骨的督师史可法，可惜他忠心有余，能力不足。

在这么一群人的辅佐下，本来就缺心眼的弘光皇帝要是还能将南明的半壁江山给撑起来，那就是天下奇闻了。

当然，上面所说的都是南明开局不如南宋的地方。事实上，南明开局也有其自身的优势。

比如南明初期拥有的军队数量远超南宋；南明还有一个不是盟友的盟友，那就是李自成。

如果南明统治阶层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翻盘未必不可能。

可是南明统治阶层除了不断搞内斗外，还天真地想到去联合清军来剿灭李自成。

结果清军在攻灭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后，反手就将南明给杀得个干干净净。

总结：公元1661年，南明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被吴三桂杀害，就此南明王朝结束。虽然在此之后，台湾的郑氏集团仍然尊明朝为正朔，但在缺少皇帝的情况下，这个集团和南明王朝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了。

你知道各省都有哪些城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吗？

文化名城各有千秋，中国这些城市之所以从省份中站立出来，被立为省会，肯定有过优秀的历史和出内拔萃的一面，要不为什么从诸多城市中胜出。最主要还是地理原因，历史原因和经济原因，由于在地区战略的重要性所以被当做突出来看待，用以作为盘控地区的据点。

这在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早在夏朝出现九州，大禹铸有九鼎，商周时期出现诸侯国，而天子却驾临诸侯之上，秦汉中央集权的巩固，诸侯势力减弱，郡县制的出现，各个地方城市成为地区重点。最早统治中心在关中，帝都在长安就是今天陕西省会西安，一直经历汉唐盛世，西安屹立不倒，直到宋元，明清，一直是西北的重镇，所以西安立为省会那是必然的。然而省会似乎对西安这座城市感觉还是牵强，毕竟人家拥有周秦汉隋唐四大帝都，辉煌犹存，尤其是代表历史遗迹的城墙和钟楼，还有一些汉唐遗迹，所以西安作为文化历史名城应当排在首位。

除了西安，就是河南省洛阳和开封两大历史名城，它们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武周，后梁，后唐，后汉，后周，北宋的帝都，可惜不眷顾他们，本来省会一直是开封，后来由于近现代发展趋势，铁路交通的变更使开封丧失省会的可能，演变成了新兴城市郑州。

河南省会说完了，就是江苏南京 ，南京和上面三座城市一样，受历史洗礼，曾是南朝的帝都，经历了东吴，宋齐梁陈，五代南唐，明，南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所以它和北京是两者帝都不二之选，现有还存世的南京明城墙，还有残存的明故宫，可见他的辉煌在近古代仍在，文化名城当然归它莫属，省会本来是镇江，可由于南京的输给了北京，最后把江苏让给了南京。

这些曾辉煌的古代帝都似的省会说完了，除了他们还有一些文化名气比较大的城市，因为早在过去上他们的地位已经确定了。比如广州，长沙，成都，太原，沈阳，兰州，杭州，银川，呼和浩特，拉萨等等。

长沙早在汉朝就有长沙国，地区影响不同一般，一直扼守江南，从元朝开始，成了湖广行省重镇，明朝凸显而出，成为湖南布政使省会。

成都是蜀汉帝都，三国昭烈帝刘备驻跸之地，它早在秦朝蜀郡开始直到现在地位一直没有变，太原也一样，是春秋唐国封地，大唐兴起之地。

沈阳只作为满清陪都，它是其龙兴之地，最早称为盛京，是皇太极所建，沈阳故宫仍健在。所以它的兴盛一直延续到后来，取代了原有的辽阳省会地位。

兰州也是座历史名城，秦朝为陇西郡，南北朝时，西凉重镇，同时还曾是西秦帝都，所以控制甘陇西北不在话下。

杭州，是上有苏杭下有天堂，早在隋朝时它是运河南线起点，从隋到清中期一直是江南最发达的地区，南宋国都临安，从元朝江浙行省开始，后来作为浙江省会不在话下。

后三个是自治区，银川也一样，西夏古都兴庆，至今西夏王陵气势犹在。

呼和浩特和拉萨不用说，一直都在地区地位很高，蒙藏文化的驱扭，旅游业发展也是相当得不错。

所以作为主要的文化名城，自然各具特色，因此历史色彩浓厚也正是它们的特长。

土地爷与城隍老爷有什么区别？

我们经常可以在农村或是深山里或是在影视剧中看到城隍庙或是土地庙这样的地方，人们经常会去这样的庙中进行祭拜，或是去乞求什么愿望。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似乎城隍老爷的地位要比土地爷的地位要稍高一些，毕竟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使唤土地爷就跟使唤小弟一样，而城隍爷似乎要高高在上一些。那么在古代，城隍和土地之间，到底谁的地位更高一些呢?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城隍，即城市的护卫之神。城隍信仰，在我国由来已久。根据考证，先秦时期出现的“水庸”祭祀(天子八祭之一)就是城隍信仰的早期祭拜形式。”

到了明代，朝廷要求全国各府、州、县均需模仿衙门规制建造一座城隍庙。

城隍是守护城池、护国安邦、统辖亡魂、调和风雨之神，故历代官员在赴任时，都要先到城隍庙内烧香、祭拜、宣誓等，以求城隍护佑一方平安。一般来说，城隍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神灵，而会根据地域的不同有所变化，但最有影响的城隍则以庞玉、周新、霍光、秦裕伯和杨椒山为主。道教在做“超度”道场时，需要发“城隍牒”文书以知照城隍，才能拘解亡魂赴坛受度。在城隍庙中，一般除主祀城隍爷外，两旁还配祀判官和牛头、马面，以及黑白无常等神。

古代传说守护城池的神称为城隍，它是神鬼世界中的一城之主，它的职权范围相当于人世间的县官老爷。道教把城隍当作“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说它能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保谷丰民足。据史料文献记载，早在三国时，即公元239年芜湖就有了城隍庙，其他地方并没有。后来，城隍庙才逐渐遍布全国各地。城隍虽属道教之神，但历代帝王却多重视它的作用，屡次给以加封。后唐末帝李从珂封之为王，元文宗又封及其夫人。城隍本无姓名，自宋代后多以殉国而死的忠烈封为本城城隍。《宋史·苏缄传》记载:“缄殉节于邕州，交州人呼为苏城隍。”

中国的城隍信仰十分流行，全国各地的大小城市一般都有城隍庙(注：在文革期间有一部分已严重损坏)。

在民间，无论是喜事还是丧事，老百姓都会去城隍庙上香求拜。至今，这一信仰仍旧影响着地方民风与日常风俗。

你知道“城隍爷”和“土地爷”的区别吗?

土地爷，又称土地神、土地公。土地神的形象多为穿袍戴帽、拄着拐杖的白发老者。他们衣着朴实，平易近人，慈祥可亲。一般在土地庙中，除供奉土地神外，还有土地奶奶相陪，共享人间香火。

土地神在道教神界当中地位相对较低，但在民间信仰中极为普遍，流行于全国各地。可以说，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有土地庙、土地神。

据记载，早在殷商之时就有祭祀“大地”的活动。汉唐以后，土地庙已遍及各地。

到了明代，土地神更受尊崇。相传，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出生在土地庙中，故土地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发展到了各个地区的城镇、乡村，街头和巷尾之中。

古人认为，土地神能保佑本地百姓的平安，他能让这一方土地免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也能使长出的农作物丰收殷实。

历代上至国家、诸侯，下到官府、乡绅都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进行大型的祭拜活动，是谓“春祀”和“秋祀”。而寻常的百姓家只要是需要时，就会到土地庙中烧香许愿，祈求土地神的保佑。

传农历二月初二为土地公诞辰，八月十五日，为其成道升天日。土地神属于民间信仰中的地方保护神，在民国(1949年)及其以前，凡有汉族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地神的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祀土地神即祭祀大地，现代多属于祈福、保平安、保收成之意，寄托了中国劳动人民一种祛邪、避灾、祈福的美好愿望。

土地神又叫做福德正神、土地公或土地爷，是汉族民间信仰中的地方保护神，流行于全国各地。与城隍不同的是，土地神的管理范围一般认为与人间的村、镇同级，是城隍的下级。

北宋旧党与新党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司马牛”（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和“执拗公”（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粉墨登场

王安石VS司马光

北宋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忧外患不止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

社会精英的共识是必须改变现状，变法图强。但是涉及到变法内容和强度的时候，士大夫官员就分裂为“保守派”司马光一脉和“改革派”王安石一脉，朋党政治在神宗朝正式拉开帷幕。

那么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㈠循序渐进“改良”变法和“疾风骤雨”自上而下变法

王安石自1042年中举后一直在江南任职。在扬州舒州等地曾经试验变法，百姓皆得其利。

王安石变法离不开神宗的支持

1069年拜相后在神宗支持下全面主持变法。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的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大宋需要刮骨疗伤，只有痛下决心，才能避免大宋继续沉沦。

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司马光等人则反对“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变法，急功近利要不得，希望对沉珂已久的大宋“从长计议”，徐徐图之。毕竟大宋国际环境恶劣，稳定大于一切。

”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改革派王安石单挑既得利益阶层，动别人碗里的奶酪，“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这从一开始就知道变法不会成功。

㈡仇富的王安石和“保护私人财产”的苏辙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

“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

苏辙认为应该保护富人的私人财产，不能劫富济贫，富人的财富也不是风刮来的，大部分富人的财产也是祖辈辛苦攒下的。

政府应该救济贫民，引导贫民百姓致富，而不是简单的均贫富。

㈢关于君子小人之争，占据道德最高点

早在1044年欧阳修《朋党论》就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

王安石上台后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

神宗认为“人臣多不忠信”，王安石劝谏“君臣同心同德才能成就不朽伟业，行君子之道，必能走的更远”。

司马光则认为王安石变法得不到朝廷诸公的支持，就和神宗提拔李定、章淳、吕惠卿等新人上位，底蕴不足，骤然上位必然急功近利，用人不当，变法成功的风险急剧增加。

“1103年徽宗再启用新党蔡京等，将司马光等人贬为”元佑党人“，刻”元佑党籍碑“，将司马光、苏东坡这群”小人“的恶名昭告天下。

宋高宗、理宗则认为王安石“万世罪人”，他是千古小人。

君子小人的脸谱化争论从此无休无止……

㈣宋代版“地域黑”波及党争

宋太祖赵匡胤曾说“后世子孙勿用南士作相”并刻石政事堂上，寇准等人也反对大量提拔南方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

中国人地域黑的习惯历史悠久

宋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商业繁荣，人口渐渐超越战乱频仍的北方，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北方人相对来说安土重迁，墨守陈规，多为保守派。而南方人重商主义，思维活跃，多为改革派。

力主变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等人都是北方人。

耿直的司马光就责王安石：“心术似福州。”一下子把福建人全得罪了。

又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现在两个宰相都是闽人（曾公亮、陈旭），两个参政都是楚人（王安石，唐介），必定把他们的老乡引进来充满这个朝廷，国家这么搞风俗怎么会淳厚？

㈤司马光重视“节流”，王安石重视“开源”

司马光认为造成国贫兵弱的原因是“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解决方法是“节流”，但他认为节流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做到的 ，要长时间等待。

司马光认为财富都是取诸于民，认为财富总量不变，天地之间财富是定数，国富则民贫，这种观点未免有点浅陋。

王安石主张加强金融改革财务管理

王安石认为解决这种情况可以从开源做起，即做好理财，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财富是动态变化的，没有一定的总数。可以通过发展商业，这样也可以国富民强。

㈥“义利之辨”谁是谁非

儒家主张义重于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司马光深受儒学教育的影响，重义轻利，君子谈义，小人谈利，万万不可与民争利。

王安石则认为财务管理很重要，为了改变“积贫积弱”，应该革新三司，更新制度。现在的财富不足，那么就拓宽渠道，寻找新的财富增长点。他不认同司马光的观点，世俗观念追名逐利，义利都重要，不能因噎废食。

㈦宋新社追评:

宋王朝在神宗朝的时候，土地兼并严重（朝廷不抑兼并），“三冗”问题积重难返，迂腐耿直的司马光和排除异己搞“一言堂”的王安石本身性格就有缺陷，不懂得政治游戏需要政客妥协的道理，沦落为零和游戏的意气之争，将大宋朝廷的未来置诸脑后，诚为大宋之不幸矣。

王安石变法有神宗支持，多管齐下，一步到位搞变法，再加上用人不当，许多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利用变法漏洞压榨百姓，王安石变法初衷和结果南辕北辙，百姓真的是水深火热。

司马光本来就没有地方从政经验，只是笔杆子厉害，再加上高太后支持，骤然当上宰相，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损害了朝廷的威信，却又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为大宋这样就拨乱反正，结果大宋反而在衰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以至苏东坡、范纯仁等人跌足叹息：“奈何又是一位拗相公？！”

如果你是他们，你会如何抉择？如何才能使得大宋浴火重生？

（文/公子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