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水货手机,胡宗南担任战区司令

昆明水货手机，胡宗南担任战区司令？

1944年4月底，堪称灾难的“豫湘桂战役”在黄河岸边率先打响，日寇华北方面军所属之第12军，在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的指挥下，全面突破黄河天险，大举进攻包括洛阳在内的河南中部地区，战史上也将此次战役单独称之为“豫中会战”，河南百姓危矣。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

中原重镇洛阳，时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司令长官是老蒋“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他这个司令长官职，接替的是中条山会战后被撸的卫立煌，此公早已没了中原大战时期的锐气，每天狂嫖烂赌不理军务，更要命的是，他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

这位汤司令居然在河南叶县有自己的“副司令长官部”，因为他还兼着四省边区总司令，加之第一战区的主要野战部队，又基本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共计多达四个集团军的兵力，蒋鼎文能够指挥的，仅有杂七杂八的10万人枪，所以汤司令骨子里就不鸟蒋鼎文。

蒋司令长官忙着捞钱和玩耍，汤副司令长官一门心思扩充实力，总之都不干正事，黄河河防如同虚设，两个人之间又矛盾重重，你说这仗能打赢吗？

（蒋鼎文）

一、胡宗南总算干点正事。

于是豫中会战一败涂地，区区37天连丢38座城池，第一战区总体上已经垮了：部队溃散大部，地盘也没剩多少，正副司令长官都忙着向陕西逃命。而杀红了眼的日军，因战场损失不大，干脆一路追杀到豫西山区。

第一战区的迅速溃败，让委员长怒不可遏，没想到这两个亲信大员如此地不争气，遂将蒋鼎文、汤恩伯双双撤职查办。面对第一战区没剩下多少地方、日军眼瞅着就要通过豫西攻入陕西的危局，委员长只好动用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命令胡宗南自潼关出兵，东进御敌。

此时胡宗南的正式职务，是第八战区中将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陆军二级上将朱绍良）。

（朱绍良）

其实小胡的情况跟老汤差不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本来设在兰州，而胡副司令长官却坐镇西安，因为该战区实际设置了四个指挥部，朱绍良和三个副职：胡宗南、傅作义、马鸿逵各把一摊，根本就不是一个槽子上拴的四匹马。

换句话说，朱绍良这个半嫡系的战区司令长官，只能管管兰州附近的不到8万部队，对另外三个副职来说，不过是理论上的长官。其中仅胡宗南的指挥部，便辖有四个集团军又两个军（第3、第34、第37、第38集团军，以及直辖的第17军和第27军）40余万兵力，已然是拥兵自重的“西北王”。

胡宗南这40多万大军除了以一部担负黄河河防任务外，大部分都是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胡部从1938年调回陕西后，就没跟鬼子打过什么大仗，呆得很是安逸，战斗力也莫名其妙下降了。

（两个蒋）

现在为了阻敌于豫西，同时重建第一战区，老蒋改任胡宗南署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督率两个精锐集团军实施反攻。胡宗南的部队虽然战斗力平平，却有两大优势：第一是装备精良，从1942年起分得了不少美援武器；第二是有中美联合航空队的强力支援，蛋蛋随便扔，失去制空权的鬼子非常狼狈。

而日军突入豫西山区的兵力原本有限，因此胡宗南所部在陆空火力优势的加持下，经过有限反击，勉强守住了豫西防线，进而也保住了潼关和西安。应该说，这是胡宗南在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后，抗战中后期以来，唯一干过的正经事。

不管怎么说吧，总之所部挡住了日军的继续西犯，豫陕交界局面稍安，胡宗南挺高兴挺风光的，认为凭借如此“战功”，之前当了两年多的副司令长官，如今怎么也该“转正”了吧？而且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挡路的石头：蒋鼎文和汤恩伯都落马了噻。

不料6月间重庆的命令下来了，胡宗南看完气得吃不下饭去，转正的梦想瞬间破灭：以陆军二级上将陈诚，为第一战区新任司令长官，奉命在汉中重建长官部，那也就是说，胡宗南还是副司令长官！

（老汤和福尔曼）

二、胡宗南职务晋升过快。

作为所谓的“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之前曾经连续创造过黄埔生的四项纪录：第一个晋级少将、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军团长、第一个当集团军总司令。此番如果能够顺利转正，则肯定也是黄埔生里面的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就“转正”失败了呢？说白了，还是因为老蒋对小胡擢升过快，但是其资历和军衔却没有跟上的缘故，很有点拔苗助长的意思。胡宗南1931年正式就任第1师师长、1936年正式就任第1军军长，已经完全超出了黄埔生正常的晋升速度，黄埔一期毕业仅仅12年。

1935年4月9日，胡宗南铨叙陆军中将衔，也是黄埔生中军衔最高者，并且在这一年的首批铨叙中，由于上将的数量开始限额，连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也只授了陆军中将衔。

（大脸猫）

陈诚可是黄埔军校的炮兵教官，妥妥的胡宗南师执辈，结果也只能降衔（原来是上将军长的职务军衔）屈就陆军中将，足见胡宗南的窜升之快。在这一批的铨叙中，仅有关麟征、孙元良、王敬久、宋希濂等寥寥几个黄埔生，同时授了陆军中将衔，然而他们的职务还都是师长，杜聿明同学才是个陆军少将。

为了解决陈诚这批人的尴尬，1936年国民政府推出“中将加上将衔”法案，所以陈诚、张治中、钱大钧、卫立煌、薛岳等一批资历高于黄埔生的将领，纷纷晋级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可以挂上三颗星领章了，而胡宗南因为资历太浅，只能在陆军中将衔上原地踏步。

全面抗战爆发后，原则上是不再晋升“铨叙军衔”的，只有个别例外，破例也主要是照顾一些资历深厚的杂牌将领，比如张自忠、卢汉、贺耀祖以及川军的孙震、潘文华、唐式遵，也包括桂系的夏威、廖磊等等。

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胡宗南职务一路嗖嗖晋升，铨叙军衔却没有跟着水涨船高，尴了个尬。

（陈诚）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第1军军长胡宗南火线晋升第17军团长，中将；1939年8月晋升第34集团军总司令，中将；1942年晋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将。所以整个抗战期间，胡宗南肩膀上始终扛着两颗星，无论老蒋如何宠信他，也不好公开在铨叙军衔问题上徇私。

直到抗战临近胜利的1945年4月，整整十年时间过去了，小胡领口还是挂着两颗星，而陈诚早在1939年即已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差距彻底拉开。需要指出的是，职务军衔一般只到中将为止，上将职务军衔属于特例，并不属于正式军衔体系所有。

（豫中会战）

三、胡宗南称病不出。

理论上说，抗战时期的大型战区司令长官，那必须得由挂三颗星的将领担任，可能是陆军一级上将（比如李宗仁、阎锡山）、可能是陆军二级上将（比如陈诚、顾祝同）、再不济也得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比如薛岳、张发奎，他们俩都是抗战后期才晋的二级上将）。

而陆军中将是不可能担任战区主官的，道理明摆着，军队中还是很有些论资排辈的，在上将员额受限的情况下，国军的中将军衔（含铨叙军衔或者职务军衔）比较泛滥，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甚至师长都可以是中将衔。

比如胡宗南军事集团内部的黄埔生：范汉杰、李铁军、刘戡、董钊、李文等等，那都是两星中将，如果统领这些部队的战区司令长官也挂两颗星，那简直乱套了，职衔配套也会出现笑话。

正因为如此，胡宗南可以成为“西北王”、可以形成自己的军事集团、可以手眼通天，但是以他的资历和军衔，还是不可以出任战区军事主官，最多只能是副职。

（刘戡）

那人家陈诚来的就没毛病，在此之前，陈诚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一度还兼着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资历、职务和军衔全部达标，只是因为1943年底跟老蒋闹了点不愉快，才辞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回重庆养养病。

现在河南战局不可收拾，且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出缺，“小委员长”续任很正常。但是胡宗南不开心了，虽说辈份上有差距，可都是黄埔系军事集团的头目（陈胡汤嘛），“黄埔生系”论势力也不惧“土木系”：

你陈辞修在重庆在长沙在恩施在楚雄呆着都成，那不是我的一亩三分地，井水不犯河水，现在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搅和，还把我快到手的战区司令给抢了，忒不地道了吧？想是这么想，胡宗南却没办法明说，原因前面都交代了，那怎么来表达抗议呢？还是中国传统节目：装病不出。

（范汉杰中将）

于是胡副司令长官以身体有恙为名，挥挥手带着亲随上华山“休养”去了，留下个烂摊子给陈诚收拾，怎么抵御日军，怎么收复失地，陈司令长官你看着办。陈诚登时就抓瞎了，无它，河南陕西地界根本没有他的基本部队。

这也是蒋军顽疾，部队的派系壁垒森严，外人很难指挥，而“黄埔生系”（注意不是黄埔系）的那帮将领们，基本只听胡宗南的招呼，对陈诚的命令通通阳奉阴违，尤其是战区主力第34集团军干脆水泼不进，这还打个什么仗？

四、胡宗南如愿以偿。

陈诚何等聪明之人，马上就晓得了胡宗南的意思，气得火冒三丈，因为两个人是有旧怨的：早在1927年龙潭战役时，第21师师长陈诚因“坐轿指挥”被何应钦撤职，其实是因为他之前撤了李树森的团长职务，从而遭到以第1师代理师长胡宗南为首的黄埔生“弹劾”。

君子报仇十八年不晚，陈诚立即具本上奏，参胡宗南“不服从指挥不配合工作”，对于两个亲信掐架的原因，老蒋心知肚明，劝慰陈诚说：“琴斋还是忠诚的，怕是你去当了司令长官，心里不痛快吧”。

思来想去，为了解决两名“爱将”之间的矛盾，老蒋不久将陈诚调回重庆，再把何应钦打发到昆明组建陆军总司令部，腾出来的“军政部长”要职，则交给了陈诚。这真是药到病除，陈诚一走，胡宗南的病立马就好了，乃下山重新视事，虽然还是副职，可是说了算呐。

（老何与小胡）

1945年1月12日，重庆军事委员会任命胡宗南为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他终于拿到了黄埔生的第五个“第一”，步入大型战区主官行列。不过小胡还是不大舒服，“代理”两个字总归如鲠在喉，可是又不好说啥，因为他资历仍浅，因为他的军衔还是陆军中将，硬性指标还是没有达到。

该着胡宗南露脸，冈村宁次晋升派遣军总司令以后，于1945年3月下令华北方面军发动老河口战役，目标是摧毁这一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战役打响后，日军另以第110师团猛攻第一、第五战区的结合部西峡口地区，胡宗南派出第31集团军拒敌，力战之后最终守住了防线。

对比刘峙的大败而逃，重庆方面当然得表彰小胡的“战功”，于是1945年7月31日，胡宗南去掉代理二字，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节制四个集团军加配属部队共45万大军，可与老资格的阎锡山、刘峙、顾祝同、傅作义平起平坐了（均为留日生或者保定生）。

（抗战末期还是中将）

注意这个时间节点，此时距离日本投降仅有半个月时间了，抗战胜利的大局已定，老蒋得以授意铨叙厅给胡宗南晋升军衔，以便其职衔配套。不过铨叙军衔晋升和发表总是要走流程的，加之日本投降前后事务繁杂，胡宗南的任官状直到秋后才下来。

1945年10月3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正式被授予“陆军中将特加二级上将”军衔。已经可以了，胡宗南晋升中将加上将衔的时间，还要早于日本陆士毕业的汤恩伯、委员长侍从室的林蔚、土木系的核心人物罗卓英等等。

主要就是因为小胡同学目前的军职太高，再不晋衔就说不过去了，大型战区司令长官嘛。

特别说明一下国军军衔体系中，抗战前后关于“停年”的规矩：少尉升中尉一年半、中尉升上尉二年、上尉升少校四年、少校升中校四年、中校升上校四年、上校升少将四年、少将升中将三年，而中将升上将则比较特殊，原则是“遇缺选升”。

也就是说，从陆军中将晋级到以上的军衔，其实是不受“停年”限制的，如果没有相应的职务或者上级军衔没有出缺，在陆军中将位置上你哪怕呆上二十年，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选升”两字包罗万象。

并且为了避免上将泛滥的情况，彼时的特级上将，陆军一级、二级上将和中将加上将衔将官群体，基本维持在60人左右的规模，而出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孙连仲、蒋鼎文、李宗仁等）

五、为何只是“加上将衔”？

换言之，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实际相当于准二级上将或者说候补二级上将，具有晋任陆军二级上将的优先资格。然而在陆军特级、一级、二级上将员额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只有后面两级上将（特级就别想了）名额出缺，“加上将衔”才可以递补，这是个规矩，注意追晋的不计在内。

综整个抗战期间，陆军二级上将出缺的也是寥寥可数，计有韩复榘（作战不利被枪决）、刘湘（病故）、宋哲元（病故）、陈调元（病故）、杨虎城（被迫退役）等五人，而好容易空出来的名额，还有一堆“中将加上将衔”候着呢，狼多肉少，只能重点衡量从军资历和时任职务的综合标准。

这五个空额分别被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治中（军委会政治部长、侍从室主任，职务级别等同于战区主官）瓜分，刷刷就没了。

（卫立煌1939年晋二级上将）

那么资历最浅、晋升战区主官最晚的胡宗南，在抗战期间或者抗战胜利前后，是肯定没有机会直接晋二级上将的。到解放战争爆发后，陆军二级上将的群体数量更是相对稳定，只有两名一级上将出缺，分别是被褫夺军衔的张学良和强制退役的冯玉祥。

空下来的位置，自然要留给当时军方的两大首脑，于是“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分别于1945年10月和1947年2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既然白崇禧和陈诚挂上了四颗星，自然又空出来两个二级上将的名额，还要注意时间点，白崇禧和胡宗南的晋衔其实是同一个月。

陆军二级上将的位置有空，为啥胡宗南还是不能直接晋升？因为另外有一票人等着呢，这俩名额最后给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保定六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老资格）。

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还是排不上号，所以只能先混个“中将加上将衔”，参加排队购票。

1946年元月起，原各大战区的番号撤销，老蒋开始挂羊头卖狗肉，将各战区改制改称为“绥靖公署”，曾经负责郑州等地对日受降的胡宗南，被临时任命为“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则是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二级上将）。

当然，给刘峙做副手的时间很短，胡宗南很快奉命再回陕西，以第一战区长官部为基础，组建“西安绥靖公署”并当上了主任。因此要注意了，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时，他的“四六式”军装肩膀上，确实扛着三颗星，但并非正儿八经的陆军二级上将。

至于窜入延安后被晋升二级上将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胡宗南只是因此获授了一枚勋章。

（白崇禧）

六、胡宗南的最终军衔。

再科普一次，抗战胜利后国军采用美式的“四六式”军服后，军衔标志由领章改为肩章，特级上将的肩章上缀五颗星环形排列、陆军一级上将缀四颗星菱形排列、陆军二级上将和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则是缀三颗星呈三角形排列。

所以单从肩膀上星星的数量，是无法区分到底是二级上将、亦或是中将加上将衔的，由此也造成许多历史文章或影视剧，对胡宗南实际军衔的误解。尤其是1947年底以后，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蒋军到处吃败仗，老蒋已经没有了晋衔的心气，总得要点脸吧？

胡宗南更是不争气，坐拥20多万人马，却一败再败于兵力处劣势的我西北野战军，还要什么自行车？

（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

1948年4月胡宗南放弃延安、1949年5月胡宗南放弃西安、同年11月放弃汉中，开启了疯狂的跑路模式。1949年12月7日，胡宗南在成都就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军政长官顾祝同）兼参谋长，并“代行军政长官职权”。

为啥不能当军政长官呢？还是资历和军衔不够，因为“剿总”和“军政长官公署”的级别，还要高于绥靖公署，主官至少是陆军二级上将起步（不信读者可以自己捋捋名单）。不过这个时候，小胡对职务和军衔已经不感冒了，逃命才是第一位的。

1949年12月底，胡宗南擅飞西昌，因天气不好径落海南，老冤家陈诚闻讯，极力主张严办，最终在顾祝同的劝说下，悲戚戚回西昌履职。1950年3月，解放军发起西昌战役，胡宗南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部队再从西昌乘飞机逃台，把老蒋气得死去活来。

当时共有46名“监察委员”联名上书，要求惩办胡宗南“应负重大罪责”。毕竟是铁杆嫡系，毕竟早年追随有功，所以老蒋对小胡还是网开一面的，伸手保护了下来，发往军前戴罪立功。

1955年9月，眼见风声已过，资历也熬得差不多了，胡宗南在澎湖防守总司令的任上，终于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1962年卒，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注意是死后“追晋”，而非现役将领军衔，不作数的哇！

很多人对旅游购物比较反感？

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且听@优游优选 为您道来：

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其中购物可以说是一项旅途中的基本需求。有数据显示，在旅游发达国家，旅游购物在旅游收入中的占比普遍达到40%～60%，而在我国并无该项数据的准确统计，但以@优游优选 以及业内专家的估计，这个占比约为10%～15%。

意大利佛罗伦萨排队结账

事实上，中国游客的旅游购物能力强在全球是排在前列的。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统计，2015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总额超过1万亿元，其中88%是购物消费。而在国内，北京故宫这几年来，受到台湾故宫旅游文创的影响，在旅游商品销售方面已经迎头赶上，截至2015年12月，故宫博物院研发的文化产品达8683种，产品涵盖丝绸、陶器、瓷器、家具、铜器、贵金属、书画、首饰、箱包、T恤衫、文房、玩偶、伞、领带等十几个类别。2015年，故宫文创周边产业实现销售额近10亿元，是门票收入的2倍。正因为旅游销售火爆了，就连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公开表示，“未来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故宫免费开放”。

而国内中国免税商店的火爆，也印证了旅游购物是旅途的一项基本需求。像海南三亚免税店自2009年9月1日投入营业，2014年搬入新的海棠湾中心，总面积达到7万多平方米，甚至带动了一大波退税旅游。今年7月份以来，主打免税概念的等一大波股票，在股市上都有很好的涨幅。像板块龙头股中国中免自5月18日以来，从最低的84.52元一路上涨到7月23日收盘的227.27元，涨幅269%。试问，如果人们对旅游购物都很反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三亚免税店

所以说，从旅游基本需求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对旅游购物比较反感，是不成立的。但现实中，人们又确实很反感旅游购物，反感的究竟是什么呢？

人们之所以对旅游购物反感，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反感强迫旅游购物；二是反感所购物品的质量低劣、缺少特色。

一方面，强迫旅游购物，在国内不是一个新鲜话题。特别是零负团费比较严重的前几年，以及情况比较严重的几个地区，如香港、如云南、如泰国，经常会爆出因为参团游客不购物，而被当地地接导游辱骂、威胁、甩团等，严重影响到游客的旅游体验。这些时间在媒体上一曝光一炒作，迅速成为新闻聚焦点，使得更多游客对旅游购物反感。

但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人们的反感原因，其实不是反感的旅游购物，而是反感的强迫旅游购物，反感的是因为参加了零负团费旅游而不得不通过购物来收回旅游成本的经营方式。虽然国家对这个问题大力整治已经20余年，可即便到现在，稍有松动，零负团费立马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人们反感的是旅游购物中所看到的旅游纪念品、旅游商品都是千篇一律，缺少特色。很多商品都是从义乌批发而来，这个景区可以卖，下个景区可以卖。游客一路上走过是十余个景区，可能所有景区都在卖同样的商品，而且很多商品、纪念品，要么是虽有对应的生活场景，但通常品质粗糙，消费者不愿在日常生活使用，从别的渠道购买更好的产品；要么是过于追求文化表达，做出的产品要么类似于艺术品，只有欣赏价值，要么工艺复杂，成本过高，价格虚高，难以让消费者接受。总之，很难有让游客眼前一亮、符合当地文化特色、价格适中的旅游商品。

雷同的旅游商品

因此，要解决当前人们对旅游购物的反感，就要着，重从两方面出发：

一是规范旅游行业的运作，杜绝零负团费操作模式，让大家可以自由购物，购得安心、舒心、透明。这方面，国内华东地区做得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有零负团费的现象，当然也不排除有打擦边球的操作。而像云南省，更是知耻而后勇，大力推行一部手机游云南的项目，杜绝零负团费现象。

二是加强旅游文创及衍生品的开发。这方面，国内除故宫做得比较好之外，有不少地区已经认识到这方面问题，在不断的加以改进。当然，首要的是理念方面的转变。套用北京华胥氏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宫阿娜的说法：“对比国内外的旅游购物，一个明显的差别是国内卖的是旅游纪念品，而国外卖的是旅游衍生品。旅游纪念品和旅游衍生品的区别是，旅游纪念品往往实用价值较低，只是旅游纪念或展示地方文化的载具，例如冰箱贴、马克杯、钥匙扣、棒球帽、T恤衫，而旅游衍生品是依托于具体的生活场景，有明确的功能性，产品设计开发的思路是使用需求优先，景区IP、地方特色文化只是主题表达和文化附加值，帮助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

数据科学和大数据专业在全国高校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育部审批全国首批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技术专业的三所大学之一！(另两所为北京大学和中南大学)。

在昆明哪里买数码相机比较好？

云纺电器商城，坐车到双龙桥，往滇池路方向走三到五分钟。看见卖化妆品的就拐进去，有好多卖家电和厨房小家电的。整个市场有7，8家，虽不如圆西路那边多，但便宜很多，特别是水货。

为什么俄罗斯铁路网采用1524毫米宽轨？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是关注过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铁轨的轨距有这么多，为什么不统一啊。

我原来做中俄贸易，很多货物走的是铁路运输，主要通关口岸是满洲里和二连浩特，中国内的列车到这里都要经过一些列操作——换轨，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两国的铁路轨距标准标准不一样，需要把列车的轮子换一套，才能够继续运行。

全世界用铁轨运输的方式有很多，有单轨的，有双轨的，单轨的就不用说了，没有轨距的问题，双轨的可就复杂了，我们都知道的有火车、动车、高铁、城铁、地铁、有轨电车、旅游小火车、厂内小火车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轨距。

具体来分有宽轨、标准轨、窄轨，实际上，除了标准轨之外，宽轨和窄轨也有很多种轨距，并不一样，只是相对标准轨说的。

标准轨的轨距为1435mm。

大于1435mm的称宽轨距，宽轨并不是一种，有很多种，如1676mm、1524mm、1520mm等。

小于1435mm的称窄轨距，窄轨也是一样，并不止一种，有很多种如1067mm、1000mm、762mm、600mm等。

我们国家的铁路主要采用标准轨距。现在运行的昆明至越南的铁路是窄轨，正好1000mm，俗称米轨。我记得原来海南岛的铁路也是窄轨。

印度、巴基斯坦、阿根廷、智利等国主要采用1676mm宽轨距。

俄罗斯采用1520mm宽轨距。

日本一般铁路采用1067mm的窄轨，东海道、山阳等新干线则采用1435mm的标准轨距。

美国、加拿大及欧洲大部分国家都采用1435mm标准轨距。

非洲加纳、刚果、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采用1067mm窄轨距。

几内亚、喀麦隆等国采用1000mm窄轨距。

非洲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等国采用1435mm标准轨距。

有人会问，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轨距，我想还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原来世界上建铁路也没有互联互通的需要，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就建什么样的，至于后来有发展互联互通的需要了，也没法改变了，因为改造的成本太高，谁都承担不起。

所以，有些人解释由于国家战略的需要，防止外敌入侵的需要这些论调我都不太认可，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需求，各国自己想建成什么样就建了。

我认为今后发展还是逐渐向标准轨靠拢，至于多长时间，不好说，谁也没有权利强制一国改用标准轨，毕竟是一国主权的事。